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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字雪个，号八大大山人，明朝宗室之后。明亡后更姓换名，初为僧、后为道。僧名有传綮、刃庵、个山、个山驴、个屋、驴屋；道号良月、道朗、破云樵者。
作为明宗室后裔，朱耷深受亡国之痛，其为僧为道，皆是不愿面对国破人非的绝尘之举。朱耷内心的沉痛在沉醉艺术后转化为两种形态：一是画中的苍凉萧瑟，似在愤世之中抒写着人生的苦涩；二是书法中的简凑明朗。这或是他在悟彻人生之后的澄清。之所以有这两种似乎相背的表现，大概可以这样推测，写画需要摄取自然物象，而物是人非的沧桑凄苦使他难以排解，故在疾愤之中往往出现“怪异”；而书法的挥运，更多地可以纯以心出，在书法中绝去焦燥和郁恨，于朱耷来说，既是一种需要，也有了这种可能。当然，上述现象并不是寥寥数语可以解证的。这是一个颇可深究和值得人们玩味的艺术命题。
八大的行书，显得异常的简。用笔的平实，线条的不作波动，源于篆法，但又更为明净，这与行书惯常的讲究笔法的丰富、笔势的流动迥然不同，也自然地独树一格。八大的简，既是凝重，又能恬淡，颇有“不食人间烟火”的韵致。
在字的结构上，八大的行书不刻意求“工”，求“精”，而是随字成形，随形写意，这当然是一种“无所求”的境界。但是，八大的结构中时时出人意料，再加篆法中融以章草成分，也让人觉得有不同寻常的“怪异”之气。这与他题款“八大”的既哭又笑的悲凉等共为表征，凸现了这位明朝遗民的特有心态。
八大的行书是一种创造——创造原于他与众不同的主体精神。后人面对这种创造，感受肯定是多样的，对他的借鉴也必然得“见仁见智”的，如弘一法师专注八大的凝重、简淡而至“仙化”之境，就是“择取”的结果，当我，弘一法师的“择取”也是一种匠心独运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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