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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积极与消极
我们特别需要可以给我们的现实人生提供坚强支持的音乐。在这样的意义上讲，也许应该对柴可夫斯基式的音乐有所抵制。 古典音乐关乎我们的全面发展，她联系着我们的生活，她即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人类真的是万万分庆幸：我们有了音乐。 我们人类真的该万万分道谢：音乐降临在我们的世界。 为此，我想到了何其芳［l9l2～l977，中国现代文学家、诗人，主要诗作有《预言》、《画梦录》等］。在大学二年级时，我时时揣着他的诗和散文，去珞珈山上，坐着，面向着东湖，如饥似渴地读。常常就在暖洋洋的阳光中睡着了。何其芳爱一条河—— 我散步时的伴侣，我的河，你在歌唱着什么？ 我这是多么无意识的话啊。 但是我知道没有水的地方就是沙漠。 你从我们居住的小市镇流过。 我们在你的水里洗衣服洗脚。 我们在沉默的群山中间听着你。 像听着大地的脉搏。 我爱人的歌，也爱自然的歌。 我知道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 我现在都还背的，那是多么朴实真挚的诗呀！“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 而如果是音乐没有了呢？——尼采断然论定：“没有音乐，生命是一个错误，是一种苦难，是一种流放。” 尼采，是一个号称“我的时代还没有来到，有的人死后方生”的狂人——哲学的狂人，文学的狂人，也是爱乐的狂人。比才［1838～1875，法国作曲家，作有《卡门》、《阿莱城的姑娘》等］的《卡门》他竟然去看了37次。他善弹钢琴，创作了不少以钢琴音乐为主的音乐作品。至于他对音乐的见地，更是绝后空前。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9个国家的174位作曲家采用尼采的作品进行创作，而从尼采作品获得灵感而生成的作品更是不可胜数。1924年就出版有尼采的歌曲集，而其创作全集则于1976年在瑞士出炉。1983年的世界哲学大 会举办的音乐会，还专门演奏了他生前的作品以示纪念。 好在上帝不做出“没有音乐”那样残酷的安排。《圣经》里讲，音乐是亚当还在世时由其嫡孙犹瓦尔发明的，犹瓦尔的意思就是“悠扬的号声”，“他是所有弹奏古丝理琴和吹奏芦笛的人的父亲”。令人吃惊的是，在犹瓦尔发明音乐的同时，他的弟弟们又创造了放牧业和打铁业，音乐与放牧业和打铁业这两个极其重要的行业同时创造，特别显示了音乐对人类生活的至关重要。 《圣经》诅咒了绘画和雕刻艺术，《摩西五书》多次禁止描绘上帝，乃至禁止描绘任何生物，之所以一切形象化的描绘都在禁止之列，是为了防止偶像崇拜。犹太人就很少有雕刻家和画家。而《圣经》却对音乐抱有热情的态度，不但没有禁止音乐，还把它列入了宗教礼拜的程式之中。《诗篇》第150章要求用各种乐器赞美主。《列王记》下卷第3章中，又高度赞美了音乐本身，其第15句讲，以色列王向以利沙询问未来之时，以利沙说：“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是说。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发动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思想集中见于《讲道集》、《席间漫谈》］于潜移默化中深深爱上了音乐，他不仅对格里高利圣咏十分谙熟，而且歌唱的训练和演奏琉特琴的训练使他可以谱写出那个时代的复调音乐。路德就曾经高度评价过《圣经》给予了音乐崇高的地位，他指出：“在《圣经》里，音乐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她是人类情感的女神和统治者……她控制着人类，或者说她更多地征服了人类……不管你是要抚慰伤痛、抑制轻率、鼓励绝望、贬抑骄做。平息激情，或是要安抚那满腔的仇恨，你还能找到比音乐更好的方式吗？” 在法国的桑斯大教堂，其北侧的花窗上，描绘了位于中心的基督被天使们的乐团环绕的画面，它既是表达着一种对上帝的一般性赞美，我想：它也能成为爱乐者感谢上帝的一种特别的表达。 爱乐的积极意义似乎是在见证上帝安排的精妙。在生活中爱乐，在爱乐中生活。古典音乐的绝大多数作品都能让我们神动色飞，高情迈俗。尤其是一些本身就寓意深刻的曲目，无不从根本上震撼我们的灵魂。 像爱尔加的《第一交响曲》，是幸福、荣华时代的一首颂歌，用乐思努力将易逝的美满年光定格。同时，从另一个方面看，它也能理解为对人类生活的短暂、人类感情的脆弱和 时间流逝的悲伤的表达。爱尔加自己说：“作品没有超出一种伟大博爱（爱情）和对未来巨大希望的人类生活广泛自己的过去的幸福的怀念，要在非物能感奋着，转而把握着今天和明天，再去创造新的幸福。 古典音乐“总和”后的倾向肯定是积极的。当然也就意味着有的作曲家、有的作品不一定发挥这样的作用。 十分可惜的是，柴可夫斯基对中国太有影响了。解放后，中苏友谊如胶似漆，俄罗斯文化强力进入，柴可夫斯基也沾了很大的光。毛泽东主席难得接触古典音乐，去苏联访问，人家安排他观赏的就是《天鹅湖》。 其实，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在苏维埃社会也是一波三折。20世纪20年代，革命后的俄国音乐界的美学争论两极分化，但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和现代音乐协会有惟一的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反对倾诉悲观情感的柴可夫斯基。又据阿诗肯纳吉的说法，那个20年代，反映所谓资产阶级颓废情绪的柴可夫斯基音乐是被禁止演出的，只是到了后来，有人指出那样做是荒唐的，说柴可夫斯基是俄罗斯人，把他从音乐节目中抹去是民族遗产的一大损失，当局的态度才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伯恩斯坦说过，“任何作曲家的写作都是他本人、他所有的根和受到的影响的总和”，虽然作为一个整体的俄罗斯音乐也明显地呈现出感伤的特点，但是铸就柴可夫斯基无限伤感的音乐格调的成因恐怕还另有特别之处。我们也许不得不正视他独有的同性恋症结所带来的惨重影响。正是为了平息他是同性恋者的谣传，他才和安东尼娜草率结婚，成婚才9夭，摆脱不了同性恋病癖的他就企图溺水自杀。于他如恶梦一般的婚姻生活倒是从此解脱了，此后俩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安东尼娜最后的20年是在一家精神病院度过的。至于柴可夫斯基的死因，官方宣称是霍乱。但近年来有的研究认为，由于斯腾波克－费尔莫尔公爵指控柴可夫斯基与公爵之子有同性恋关系，柴可夫斯基被一个由老派同行们组成的“荣誉法庭”命令自杀。还有个说法，他是被沙皇赐死，以保全他崇高的名声。 也许和柴可夫斯基的遭遇有些类似，1895年5月，因为被控同性恋，王尔德「1854～1900，英国作家，著有《莎乐美》、《理想丈夫》等」遭到了苦役两年的惩罚，他不久后就去世了。从他的诗集《里丁监狱之歌》和散文体忏悔录《从深处》中，我们都能了解到他痛苦至极的心情。 柴可夫斯基最后三部交响曲时常被总称为悲剧的三部曲。尤其是《第六交响曲》（悲怆），柴可夫斯基“把整个心灵都放了进去”，他说：“我认为它是最好的——是我的作品里最真挚的一种。我最喜欢它，我从前所有的乐曲，我从没有这样喜欢过。”他甚至坦白道：“当谱写《第六交响曲》的时候，我时常痛哭失声。”《悲怆交响曲》上演一星期后，他就突然死去。悲不自胜，悲从何来？柴可夫斯基说过：“让人们自己去猜吧！”乐曲解说众说纷纭，但寻到的原因大多都太冠冕堂皇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同性恋这个异常阴沉的内驱力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能够纳进这样的解释，相信对大家都更有说服力。 不论悲从何来，柴可夫斯基音乐中着力渲染的困倦、绝望、苦楚、呻吟、啜泣与哀哭，在古典音乐艺术史上确已成就为一道胜景。正因为如此，柴可夫斯基可以大行其道。我以前也喜欢柴可夫斯基，可能比现在还喜欢他的人更喜欢。上大学时，《天鹅湖》我都听烂了，当时，我自己录下音反复听的，除了贝多芬的《英雄》，就是《天鹅湖》了，好像是双子星座。起初，他的CD也买了不少，但现在都被我束之高阁，有一些再听我可能都失去了任何感觉。前后的感觉真是有云泥之别。 除了《第一钢琴协奏曲》等个别曲目老老实实地被阳光照射着外，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阴雾封顶，睛无天日。美，但流着泪，很悲苦。善良，但相当软弱。从纯粹美学欣赏的角度，“深谷之深犹如高山之高”，环肥燕瘦，正好各擅其美。但我不想在柴可夫斯基这里抬高审美的原则。 柴可夫斯基沉溺不起，没能自己拯救自己。真的，要讲遭受的痛苦，贝多芬、布鲁克纳就少吗？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决没有倒下去。反而是越摧越坚。 音乐家中遭际最悲惨的非“捷克音乐之父”斯美塔那［l824～1884，捷克作曲家、钢琴家。名作有《我的祖国》、《被出卖的新娘》等」莫属。在他30岁到31岁的两年时间内，四个幼小的孩子夭折了三个；在他35岁的时候再失去了爱妻，在他50岁的时候，听觉开始出现病端，3个月内就完全听不到声音了；在他聋了10年以后，又失去了精神平衡——他站在窗边向路上的行人招手，他给莫扎特和贝多芬写信，他给他自己写信……当他20岁风华正茂之时，就立下了“要在技巧上成为李斯特，在作曲上成为莫扎特”的雄心壮志，但他怎么也料不到，他在最后兼有了贝多芬的耳聋和舒曼的精神错乱。 1884年，60岁的斯美塔那死在了市拉格精神病院。但是，在斯美塔那于耳聋后两年写的弦乐四重奏《我的生活》里，整个作品却基本上都洋溢着乐观的情绪。而和《我的生活》同时写出来的他最著名的交响诗组曲《我的祖国》，更是听不到一点哀怨，谁从那饱含着无限的爱与无限的自豪的音乐声中，察觉出它的作曲人竟然已经深陷在不堪听闻的天悲地惨之中！ 同样都只为小提琴写过一部协奏曲，写出来的小提琴协奏曲同样都入选了很多人心目中的“四大”之中，而且同样都是D大凋。也不可能而柴可夫斯基，骨子里叫人阵阵心酸。 对贝多芬晚期的《第九交响曲》，柴可夫斯基也做出了他自己的独立见解，他认为贝多芬“传出了伟大创作天才绝望的呼号，这位天才永远丧失了对幸福的信念，他脱离生活而进入并不存在的幻想世界和无法实现的理想王想世界和无法实现的理想王国”。即便对《第九交响曲》可以做出像柴可夫斯基那般的理解，但“幻想”、“理想”的世界仍然是生机勃勃的世界。甚至像阿多诺［1903～1969，德国哲学家、音乐学家，作有《启蒙辩证法》、《新音乐的哲学》、《美学理论》等」指出的那样，“艺术只有在其异在性中，才会获得其自身的规定”，在贝多芬那样伟大的艺术家那里，强烈的现实意识正是与对现实的疏离联结在一起的， “尚未出现的东西”，作为一种“理想”，只存在于贝多芬音乐这个艺术载体之中，“作品通过与世界形成反差的原则而与世界相类似，从而精神内容就是通过这种原则显示世界本身的”。 就是马勒，更敏感一点，还是傲骨铮铮，他还有希望，即使这希望放在了天国。他在《第八交响曲》中还是追求出了“太阳在宇宙中运行”的光辉灿烂的状态。这样，当他在《第九交响曲》中化作一片云彩沉静地退没于澄清如洗的蓝天里时，他仍然没让我们垂头丧气。音乐学者本杰明·赞德尔专门分析了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和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他写道，在《第九交响曲》中，“我们似乎从对死亡现实的冥想中走了出来，不是满心忧郁地冥想，而是心怀喜悦地冥想。与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不同，它是这部交响曲的模范，它以大调而非小调结尾。它丝毫没有充斥当代作品的那种虚无主义和冷漠的无用论感觉。相反，它有一条纽带，与喜悦相连。绝望以及对痛苦的理解变成了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发现”，它那不可思议的结尾“如此安静、如此专注、如此彻底超脱情感和自我放纵之外，如此娴雅，又如此克制，音乐久久徘徊，似乎不忍离去”。 柴可夫斯基最后一部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无疑是一个消极的焦点。《悲怆交响曲》听到最后，你急急地期待于他，他却是了无气息，往绝望和死亡的深渊一跌到底，粉身碎骨。 我之所以自觉抵制柴可夫斯基音乐的影响，那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已有不少消极和令人失望的一面，我们再也不能低首下心地随波而逝了。我们最需要的是内心的澄净，是不歇的鼓舞，是振奋的力量，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从整体上恰恰是很让人泄气。如果说我是成心要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作对的话，那是因为我是带着更广大的意义主张：任何时候都不能退却，任何时候都不能糟蹋希望！正如肖斯塔科维奇说的那样，“音乐便人从内心感到透彻，音乐也是人的最后希望和最终避难所”。如果人不能在现实中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如果像黑格尔说的那样，“现实迫使人回到精神世界”，古典音乐就是一种希望，就应该是一种希望，是一根抵着你的后背，使力不让你气馁和动摇的如椽巨木。 惟有这样，绝大部分事实也正是这样，古典音乐方才大气磅礴，可以撼地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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