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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终曲·不朽
有思想的人才有光辉。“思想化式”的爱乐最应推崇。 当然，除了思想化式的爱乐之外，爱乐还有风花雪月式的、休闲安逸式的、轻歌曼舞式的，等等，而且仍有益处。但我始终觉得，从整个社会和历史的角度讲，我们还根本没有到值得那么放松的阶段。才小康，又在津津乐道于大富，其实同时也是最需要变化气质、重构人格的时候。我们太缺乏精神，也就太需要精神了——人道主义的、热爱自然的、尊重生命的、民主法制的、建设性创造的……很多，我们满以为已经拥有而实际上远远没有获得。 我好欣赏爱因斯坦的那句话，他说：“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这是一种更见其难的理想宏图，但它绝不是不可以实现的，绝不是要我们为之奋斗一生一世而又注定一生一世乃至千秋万代都实现不了的一类的事业。我们的发展最终应该落在这样的目标之上，我们的教育应该最终培养这样的思想。 早在1836年，恰达耶夫发表《哲学书简》之后，即刻掀起了轩然大波，沙皇认为他是一个大胆地胡言乱语的疯子，被激怒了的无数“爱国者”斥他为俄罗斯的“叛徒”和“敌人”。“黑云压顶城欲摧”之际，恰达耶夫写出了《疯人的辩护》，声言他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他的爱国之心的，这种方式就是否定的爱国主义。恰达耶夫理直气壮他说：“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我认为，盲目钟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首先要献身于真理的祖国”，“我宁愿去抨击我的祖国，宁愿使她伤心，宁愿贬低她，也不愿去欺骗她”。恰达耶夫的心窝话，真值得我们警醒。 在音乐中可以得到比较。 陕北民歌《翻身道情》，把牛马之苦和做了主人的扬眉吐气做了纵向的比较。纵向的比较总让人心满意足；听德沃夏克的《自新世界交响曲》，感到人家在19世纪末就有了那样明快爽朗的精神状态，是“横向的”比较，与其说是在听人家，不如说是在想自己。而横向的比较，不免让人忧心仲仲。 一般都称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为《自新大陆》，在这般称呼中美国被限定在地理的范畴，殊不知，实在是要译成《自新世界》才对。德沃夏克在总谱的封面上写了捷克文字，并用英文加注“From New World”。不过，我们向来不肯让别人掠美，“新世界”在我们是一个美丽的政治概念，我们只能将它专属于我们自己。 《自新世界》是早就在收音机里听过的。翻开每一本爱乐方面的书，十之八九都要提到这部《第九交响曲》的大名，特别是那第二乐章英国管的那段旋律，仿佛定格为了思乡眷恋之情的范例。而我以为这部名篇的精髓却恰恰在这范例之外。 我买回它的CD唱片的时候，刚看完三本讲美国的书：林达写的《历史深处的忧虑》和《总统是靠不住的》，还有一本是周桂银等作的《美国现代化道路》。都写得很真实自然，坏的方面不虚掩文饰，好的方面也敢爽朗直书。我这才洞见了那里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真面目，以前感受到的印象全都有偏差。我那些天心情少有地解脱，同时又少有地沉重，虽然很矛盾，但却是事实。 别的更多、更重要的方面就不提了，我只想到电梯。而早在一百多年前，李鸿章就对之进行过横向的比较。1896年，时任大清帝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游美途中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来访。当记者问他：“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使您最感兴趣呢？”李鸿章回答说：“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我高兴。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我在清国和欧洲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高楼。这些楼看起来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凤吧？但清国不能建这么高的楼房，因为台风会很快把它吹倒，而且高层建筑若没有你们这样好的电梯配套也很不方便。”电梯这种上上下下的载运工具，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我们一些大都市的商场里抛头露面，让普通百姓看足了稀奇，我也是在大学毕业后才在特大城市重庆的百货大楼里脚踏实“梯”地见识了一番。而在人家19世纪末的时候，就已推而广之。整整落后了快一个世纪了，我们究竟还有什么资格去为《第九交响曲》改名换姓呢？ 1892年9月，德沃夏克来到了纽约，那时的美国是个新生的国度，鲜有历史，少有负担，一派洒脱，新兴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让这个来自欧洲内陆古老城市的音乐家感慨万千。他对这片热士的状物抒情也真正受到了感染，他在写回祖国的信中谈到：“如果没有看见美国，我是永远写不出像现在所写的交响曲来的。”我现在都还能因为从书上想到100年前突飞猛进的美国而心动不已，何况是德沃夏克，他活生生地看到了那些热腾腾的场面，看到了那些红扑扑的面容，所以你听见了一腔通俗易懂、清新鲜活的肺腑之言滚滚而出，那么紧张繁忙，那么激奋昂扬！ 不论怎样比，首先是有赖于思想，洞见危机，正视危机，其次才谈得上来取正确的行动化解危机。 我们当然不必要见着思想家如过江之鲫，但当大多数人止于酒醉饭饱的时候，没有部分人，即使只是“一小撮人”还在思想，则一个民族的发展活力实际上已经衰歇了。当思想家在继续思想，实干家也在加入思想，越来越多的人热爱思想，尊重思想之际，民族才生津活血，脉清络通。恰如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的第一封信中写到的那样：“人民群众服从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定的力量。他们自己并不思考；他们中间有一定数量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替他们思考，给民族的集体理智以冲击，并推着民族前行。在少数人进行思考的时候，其他的人在感受，其结果，便实现了共同的运动。” 但有思想有时就有风险。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这种可能。但我愿意这样告诉所有的人：人生于偶然，养育起来好不容易，但说不清楚何时何地，一次意外、一次误诊、一次说不出来的什么原因，可能就会偶然地消失了，脆弱得不行。“死于思想”可能是最强硬的，久而不废、不朽，发出光辉。“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而不是在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方面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帕斯卡尔语] 所以，我们还是要推崇思想化式的爱乐。 G·克涅普勒在《十九世纪音乐史》中颇动深情地写道：“有理想的女神谱写音乐，是欧洲音乐发展中最值得骄做的成就之一。没有这种发展，特别是没有与她直接有关的那些先驱的成就，就不可想像有贝多芬。然而他个人的贡献也是非凡的”，“贝多芬的音乐反映了世界，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对世界的看法；他的音乐向我们介绍了一个世界概念，它既充满着热烈深沉的感情，又为理智所支配；它既使人有所感触，又使人沉思默想。他的音乐不只是作者思考过程的产物；在他的作品中凝聚着理想，塑造了他的全部思想历程”。 所以，我还是要首先推崇贝多芬的音乐。 能够“内化”贝多芬的人，才敢说：“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音乐的生命是无限的，音乐是不会死亡的”，这是托斯卡尼尼说的；“能与音乐相伴终生的人，他已经得到了上帝可以给予的最大恩赐”，这是卡拉扬说的，在他辞别人间的前一天说的。 听听吧！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 秋风瑟瑟，碧空如洗， 走上高山之巅，银发飘舞， 极目远望：千山万水，无不关情。 风慢慢地止了，音渐渐地消了。 结束了，一切。 但此时，无胜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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