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天使的声音    

   

      古典音乐带来慰藉、救赎和解放。把聆听对象的重点放在最“精神性”的作品上面。

     古典音乐之中,最多可敬之曲和可爱之歌,当然也免不了有个别可恶的哼叫,其中清浊异品,全赖我们激扬。

     为了我们作为人的全面发展和更高的进步,让我们追求那“天使的声音”!让我们迎接那“天使的声音”,仰沾时雨之化;让我们拥抱那“天使的声音”,如坐春风之中。

    啊!我们的天使!

    人类的天使!她张开洁白如雪的翅膀,明目皓齿,楚楚动人,在蓝天上飞着,慢慢地飞着,翱翔着。

    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才这样地激荡,我们简直可以从这激荡中深深地闻到新鲜的甜味。升腾吧!氤氲的气氛。翻滚吧!火山的喷流。鹰扬吧!像一面旗帜,像里尔克《预感》中的那面旗帜——我认出了风暴而且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

        又把自己抛出去而且独个儿

        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

    那简直是绝对的激动,激动的绝对。我们可能为爱乐热泪盈眶。

    让不爱的爱,让爱了的更爱。

    席勒说:“美既不是纯粹感性,也不是纯粹理性,通过美把感性的人引向思维,通过美使精神的人回到感性的世界。”所有艺术之中,难道不是只有音乐,才最好地体现了美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品格吗?!

    席勒还说:“把自己本性中最高的东西和最低的东西结合起来,这是人所特有的本领。如果说人的尊严有赖于两者的严格区分,那么人的最大幸福就有赖于这种区分的巧妙的消除。”所有艺术之中,还是只有音乐,能巧妙地消除这种区分,能成为一种巧妙消除的方法。

    潜蛟困凤,终须腾跃。我们另有一个范畴。古典音乐,正在那至美之境舒展开它那慈眉善目,显露出它那笑貌尊容。古典音乐,像浊水外的清流,像荒地上的红花,是福音,而我们是见证。古典音乐穿破了阴霾,伫立在我们头顶的云端,向我们现出真迹的民主、自由和博爱之光。

    德兰修女说过:“我们都不是伟大的人,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来做生活中每一件最平凡的事。”我还想接着说:“我们可以因为爱乐而成为不平凡的人,我们可以在古典音乐的伴随中做生活中每一件最平凡的事,同时让它们不平凡起来。”

    爱乐!准备爱乐!

    走吧,让我们一起去。

    不过,在动身之前,我还想要声明一下:我跟着要指出的路线,是我认为应当的路线,是我的路线,是我愿意你也去走的路线。你究竟走不走,要你自愿。

    我不能强制。

    我没有条件强制。

    有了条件我也不能强制,也不愿强制。

    因为我不愿强制于人,一如不愿别人强制于我。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达,而达人”,本愿是善良的,但极易生出恶果。

    恰达耶夫[17941856,俄罗斯思想家,著有《哲学书简》、《箴言集》等]说:“无论我们为普遍幸福而行动的愿望多么热烈,我所想像出的这一抽象的幸福,仍仅为我们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无法完全排除开自己:在我们希望他人得到的东西中,我们总是会放进某种自己的东西。”我完全明白恰达耶夫的意思。

    任何想成为普遍生活方式的生活方式实质都是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肯定了的自己的生活方式。任何一种想普遍化的主张,其原本都是局部的主张。我们可以有把握的是,我们自己能恰到好处地表达自己,但未必能恰到好处地表达他人,恰到好处地成为别人的、社会的代言人。所以,在我们常常情不自禁地采用复数的“我们”作主语,以“我们”的名义,去表达一种论断、评价,尤其是一种期望、理想的时候,准确地讲,那都是单数的“我”的一种热情的扩张和泛滥。“我们”被表达得越强烈的时候,越可能走上歧路。“一日三省其身”好,最好再多加“一省”,那就是自己是不是背弃了民主?是不是驱逐了宽容?

    普遍幸福,可以指每个人按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各自达到幸福,也可以指每个人按照某一种对幸福的理解达到某种幸福。前者,是多元化的,从而是根本真实的;后者,是一元化的,专制就是要达到那样的局面,但它从来没真正实现过,也永远不会实现,因为它虽然有政治上的必要性,但没有精神上的合理性。

    民主、自由仍然是既可爱又可怕的主题。

    自由是人的最高尊严,是人的天生需要,而民主是自由的需要,是自由合理现实化的需

要。这样,人就既不为无限的自由,也不为无限的专制所害。

    所以,“指出”只是一种希望有惠于人的善意的举动。而何为“惠”?你知道鱼的快乐吗?庄子说:“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丰子恺[18981975,中国美术家、散文家、翻译家,著有《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的故事》、《子恺漫画全集》等]讲过:有三种生活,物质的、精神的、宗教的。我们不妨说有三种人吧。我就觉得富在精神远远比富在物质高级得多,著作等身远远胜过拥有千金万银。但恐怕现在大多数人吃得脑肥肠满就忘乎所以,甚至于精神已有些丰富了的人在腰缠万贯的人面前还是有点难过。

    究竟哪种生活好呢?

    爱因斯坦是这样讲的:“我从不把安逸和享乐看做生活的目的——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拿荀子的话说,就是:“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还是有不少人用精神在生活,也因此生活得很精神。马勒就是一个。马勒坚信:“我的时代终会来临!”而他生前就“精神”的意义论还是活得很精神。但同时也是很惨,连墓碑上都镌着这样的字:“寻找我的人知道我是谁,其他人不需要知道。”

    我甚而以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宗教生活三者之间,根本上是不可调和的。比如,要做和尚,必行“十善业”,其中“身三善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就根绝了全部的“色”欲和大部分的“食”欲。“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可能是造物主的安排。

    所以,越是物质的生活,越显得可怜和可悲;越不是物质的生活,在越重要得多、越高尚得多的同时,也越显得孤独和悲壮。

    现在果真是“马勒的时代”了。马勒知道吗?对于这个不是希望中的,而是实现了的“时代”,马勒,你知道吗?

    在天有灵,知道的。然而,有灵吗?

    但是,如果连这都没有了的话,现在的时代对马勒又有什么活生生的意义呢?我爱马勒。我尤其是希望伟大而不幸的人得到真正的安慰。

    所以,我愿意UFO不被证伪,我相信地球以外的星球存在着别种生命。

    马克思说过一句话: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们所创造的。而宗教的需要,有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但也有真正的需要。这中间,我是在考虑真正的需要。

    我们将一直找寻别的生命。我们将一直探究黑洞的秘密,但恐怕我们永久都不能和黑洞接近。我们一直不能肯定,也一直不能否定。

    这是永远的秘密。

    人也就是一个秘密,一个独立、自在的不解之谜。

    当谜底都没有被完全解开,谁有发言权呢?谁对谁可以颐指气使?谁对谁又必须言听计从呢?

    所以,我要“指出”的时候,你要独立思考。

    你步步紧跟,我可以心花怒放。你背道而驰,我也不会仇恨满怀。

    我尊重他人。尊重很难做到。我强迫我自己去做。这种自己强迫自己并不痛苦,恰恰相反,我这才感到由衷的幸福。

    好了,走吧。

无论如何,先听德奥乐派的。巴赫、海顿、亨德尔、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舒伯特、马勒、瓦格纳、布鲁赫、门德尔松、勃拉姆斯、理查·斯特劳斯等等。

这是最精神的一派,不仅音乐本身精神,也最通过音乐表达精神。

它们特别重,再轻的地方也不肤浅;特别雅,再俗的地方也不庸乏。那崇高是美的崇高,那美是崇高的美。

像法国的德彪西也相当美。但那种美是印象的,是和崇高同时分列的另一个范畴的美。而崇高的美是心象的,崇高和美同时融会了。在那里感到的美,像在大海里已分不清流进来的某一条江水。

    梅纽因盛赞过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特别是它的第二乐章:“这种音乐唤起我们所有人心中最美好的情怀,才正是我们称之为‘人性’的音乐。”你听听约胡姆指挥,施奈德汉[l915~?,奥地利小提琴家]和柏林爱乐乐团合奏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很神。一开始,四声定音鼓,“咚!咚!咚!”,听去很轻,但感觉相当不轻。生命的潜力都被深深地藏着。像心在跳动,“咚!咚!咚!咚!”,发生共振。你不好说哪几节是美的,哪几节是崇高的。只会说通曲都是既美又崇高的。

    德奥乐派之外,可以先听俄苏的拉赫玛尼诺夫和肖斯塔科维奇,芬兰的西贝柳斯,还有英国的爱尔加、威廉斯和鲁布拉,法国的柏辽兹、弗兰克和福雷,捷克的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李斯特和巴托克。

    至于形形色色的现代派音乐,千万要多留点神,要一直站稳自己的脚跟。

   上面已讲了不少人,如果要大力收缩的话,比如说收缩到两个人的话,肯定落在贝多芬和莫扎特身上。打个未必完全准确的例子,音乐的功用也有两大分流,像现代哲学中的科学哲学和人生哲学。莫扎特是科学的使者,容易体现音乐本身的逻辑,他让你感到自由;贝多芬是人生的代表,通过音乐来宣扬一种使命和思想,帮你获得解放。听到他俩,张弛有节,宽严得度,动静相宜,大含细人,既听到了整个的音乐,也听到了全部的生活。

    如果有人非要我只推举一个呢?如真要那样,我现阶段还是推选贝多芬。

    肖斯塔科维奇如此评价贝多芬:“贝多芬音乐具有不同寻常的推动力,他充满了改造世界的热情。作品中的英雄被召唤起来去实现社会生活中的进步思想,行动、斗争、克服矛盾是作品的主要内容;教育人类具有英雄气质,是他音乐的主要倾向。”这也是我把那“惟一一人”的桂冠推向贝多芬的真实而又充足的理由。

    我当然也不会忘记,也有人不以贝多芬为然。波普[1902~?,原籍奥地利的英国哲学家,著有《科学发现的逻辑》、《开放的社会集及其敌人》等]即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波普毕生爱乐。他出身于一个音乐世家,他的外祖父母是当时名声显赫的“音乐之友社”的发起人。波普自己考上过维也纳音乐学院教会音乐系,只是最后因他的自我感觉太差而放弃了。他对音乐有自己独特的“二分法”:一种极力表达自我,是主观的,其典型代表就是贝多芬;另一种极力忘掉自我而赞美上帝,是客观的,其典型代表就是巴赫。波普认为他这种主观客观的分类,对他自己的哲学思维有重大的影响,还导致了世界2、世界3的划分理论。

    波普在其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开门见山地比较过贝多芬和巴赫的区别:巴赫在音乐风格上既工整又变化丰富,在理念上也较少个人色彩,有着充分的普世主义和开放性,进入了巴赫的世界,有许多自行拐弯的机会;而贝多芬的音乐有过多的灵感来自音乐之外,来自他的反贵族、反等级的民主理念。他总是想借音乐来表达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哲学。进入了贝多芬的世界,你只能沿着他指引的道路勇往直前。信奉开放社会的波普因此受不了。

    所以我想,不仅有波普,还会有另外一些人反对我对贝多芬的推举。他们的理由可以是很多种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就是感到我的推举似乎太思想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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