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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音乐解密
“音乐是德国的语言。”古典音乐的传播在“第三帝国”时期达到高峰。也许通过布鲁克纳的音乐，可以解开一些德意志民族的秘密。 可以毫不夸张他说：音乐之谜是永恒之谜。但是，音乐却能帮助我们洞察和洞穿在它之外的社会的秘密和人事的秘密。音乐的确是个解法——解密，解结。显不显效，效果有多大，只不过要看是对哪些耳朵，对哪些人，对哪些民族。 古典音乐之盛在德奥。 德国在20世纪末，拥有150多个交响乐队，上百个音乐剧院，80多个歌剧演出公司，1000多所音乐学校。为了收集德国音乐生活的信息和起到调度其他机构的信息的作用，在1998年还专门成立了德国音乐信息中心。 在奥地利，5000奥地利先令的正面印着莫扎特的头像，而背面印着国家歌剧院。维也纳的居民总数为25万，却有着60多家钢琴厂，而几乎每一个富裕的家庭都可以从它的成员中凑出一个水平过得去的弦乐四重奏演出小组。 德国和奥地利本身就是很近密的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语言、传统、地理等各个方面都很近密。这两个国家又恰好都是爱乐的国度，古典音乐有异常深厚的传统和基础。古典音乐史上最重要的德奥学派就是这两个国家的，最顶级的柏林爱乐乐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也是这两个国家的。中欧曲目从来都是古典音乐的主流，恰如布伦德尔［l931～？，奥地利钢琴家]所言：“从巴赫到勋伯格，重要的音乐事件都发生在从汉堡到维也纳这一块狭小的地带。”
莫扎特1783年在谈及建立德国歌剧时，曾说：“我们德国人应当有德国式的思想，德国式的说话，德国式的演奏，德国式的歌唱。”《哈佛音乐字典》为这种音乐上的德奥合一解释道：“奥地利音乐的发展被列人德国名下，这是一种习惯和几乎不可避免的做法，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政治、文化和音乐方面有密切联系。不仅不少最有名的‘奥地利’作曲家出生在德国，而且许多伟大的‘德国’大师实际上在奥地利诞生。” 全世界人、各个国家的爱乐者，都会衷心感谢如星汉灿烂的德奥音乐巨人们。他们“每个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建树，却又人人不同；每个人都各是一个星座，各有自己的天地。在音乐中巴赫发现了永恒，亨德尔发现了光辉，海顿发现了自然，格鲁克发现了英雄，莫扎特发现了天堂，贝多芬发现了悲痛和胜利，舒伯特则发现了歌唱的心”，“德国人甚至推想上帝也在歌唱”。海涅历数到其同胞的爱乐，更是神动色飞，喜不自胜。 法兰西与德意志向来格格不入，但论到德意志民族及其音乐，而来自德国”，“德国的最高表现，也许只有通过音乐才能鲜明地表达出来”。 音乐对于德奥民族，无异是一种生命之源，一种精神之本，所以，无论是怎样的天灾人祸，也难以阻断他们的爱乐之旅。 1945年1月，富尔特万格勒为逃避通缉而逃往瑞士，4月15日，在阿尔柏特·斯皮尔的指挥下，柏林爱乐乐团举行了柏林被攻克前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演出了瓦格纳《众神的黄昏》中的终场、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浪漫主义》和贝多芬的作品。据说，希特勒青年团在音乐会结束后，向那些无法面对首都沦陷的听众散发了氰化物胶囊，以作永别。5月8日德国投降。那时，人们的物质生活陷落于深重的灾难之中，到了不得不拿死马的肉来填肚、不得不锯行道树来取暖的地步，但是精神生活还是在努力保持风采。5月13日，战后的第一场音乐会就在勋内贝格区议会厅举行了，指挥是汉斯·冯·本达，乐队是由柏林爱乐乐团的一些成员和另外一些乐团的演奏家拼凑起来的。而备受瞩目的柏林爱乐乐团的第一场正式的战后音乐会是26日在提坦尼亚宫亮相的，这个一尾一首，相隔仅仅40多天呀！ 柏林爱乐乐团位于柏恩布格大街的爱乐大厅早于1944年的7月29日在轰炸中被夷为了平地，团内也有近30名乐师自杀或死于战乱之中，他们的乐器和曲谱资料虽被转移到了巴伐利亚的库尔姆巴赫小镇，却在庆祝战争结束时被不知底里的人拿来点了火把。在那股恶劣的条件下，柏林爱乐乐团迅速在波尔查德[？～1945，生于俄国的乐曲指挥家]的指挥下重新站立在世界面前。 十分痛惜的是，有点“历史意义”的波尔查德只指挥了22场柏林爱乐的音乐会，就在1945年8月29日，被美军误击身亡。波尔查德的意外之死让美军的ICS（情报中心）也不敢怠慢，为了防止纳粹统治时期的积极分子重执世界第一号乐团的指挥棒，一直跟踪考察着新的指挥的物色过程，12月1日，“一号许可证持有人”的重要文件被交到了“品学皆优”的罗马尼亚人切利毕达克的手上。 同德国境内的许多音乐演出场所一样，奥地利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也在1945年被炸弹击中。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在奥地利享有特权地位，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歌剧院之一，古典音乐史上的无数辉煌篇章在此写就。它的被毁，令维也纳全城乃至奥地利全国黯然。意味深长的是，当硝烟还末散尽之时，重建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全奥地利的人，无论是穷是富，都为筹集重建歌剧院的巨资做出了贡献。歌唱家们经常举行义演，捐赠所得；出租汽车司机们上交了一个星期的工资；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捐献了所得的小费。当时占领维也纳的各胜利国也纷纷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苏联提供了木材，英国提供了水泥，法国捐赠了布匹织物，美国调遣了大量的施工设备。终于，在1955年11月5日，国家歌剧院这一奥地利人的荣耀和精神寄托重新回到了奥地利人的生活之中。 就是这样，不管历史发生了如何天翻地覆、如何沧海桑田的变化，德奥的爱乐活动仍是文风不动因此，在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里要搞什么运动，不考虑古典音乐的存在，是不可想像的。 而纳粹运动事实上就考虑了。不是一般地考虑了，而是极端异常地考虑到了。这首先是因为它的始作俑者希特勒就酷爱古典音乐。 有些人通过观看法国电影《王中王》，仅仅知道希特勒很中意莱哈尔[1870～1948，奥地利作曲家，主要作品有轻歌剧《风流寡妇》、《帕格尼尼》等]的轻歌剧《凤流寡妇》。其实那只是一个很小的片断。事实上，希特勒的音乐爱好是比较宽泛的。他更偏好严肃认真、具备崇高性的音乐。他最喜欢瓦格纳、贝多芬、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这四位受他钟爱的音乐伟人可以缩称为lW3B
（Wagner，
Beethoven，
Brahms，
Bruckner）。他还喜欢舒曼、李斯特、肖邦、威柏、理查·斯特劳斯等。在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因为反犹太立场或者因为反对艺术上的多元探索的原因，他不喜欢甚至完全禁止和一概扫绝门德尔松、马勒、布鲁赫、勋伯格、德彪西等人的音乐。 因希特勒的爱乐所恶而遭殃的当然不仅仅是音乐作品，那些居住在德国的有犹太人血统的或创作现代派作品的音乐家，如果还留在德国的土地之上，其性命多半会朝不保夕。受迫害的、生命受到威胁的音乐家纷纷逃亡异国他乡，他们的惶惶奔命倒使那些收留他们的国家意外得到了一些宝贝。英国就有个乐评家分析指出：推动20世纪伦敦爱乐风气的三个“H”是“Hi－Hi”、“Henry
Wood”和“Hitler”。希特勒能位居其一，就是因为被他赶走、吓走到英国的那些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让英国的音乐生活陡增了活力。 爱乐至深的人，最怕浅显。《王中王》作为一部爱憎分明的喜剧片，希特勒在其中是被好好地戏耍了一番的。 不可否认，希特勒的艺术兴趣是相当广泛的，也有一定的艺术功底。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做个建筑师，是希特勒青少年时代的理想。希特勒在音乐上的修养也是不容忽视的。他10岁就参加了唱诗班，选了歌咏课。17岁开始学钢琴，并一直保持了对这种乐器的爱好。他也尝试过写音乐剧。他称音乐是“伟大艺术的永恒语言”，和建筑一起是艺术王国的两位女皇。 法西斯运动的领袖是一个颇具水准的爱乐者的事实的确叫人诧异。还有发人深省的是，另外一个法西斯独裁者。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喜爱演奏小提琴，早年的理想也是做个音乐家。似乎艺术气质过于浓厚的人，一旦权倾天下，其行动总是惊奇古怪，总爱发动些难以想像的运动，也总带来些可怕的灾难。 还有不少政治家是有着非同小可的艺术气质和艺术才华的。 施密特贵为西德总理，称得上钢琴家。他曾以德国钢琴家的身份为EMI公司录制莫扎特1776年创作的F大调钢琴三重奏协奏曲。他演奏第三钢琴声部。另两位钢琴家是德国的弗朗茨和爱申巴赫，伦敦爱乐乐团担任乐队部分。那张唱片创造了唱片公司当时的最高销售记录。英国国家电视协会录制的电视片，被世界上的64家电视台买走。 希思贵为英国首相，称得上指挥家。他应伦敦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普列文代表全团向他发出的盛情邀请，于1971年11月25日，在皇家节日大厅指挥了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爱尔加的《安乐乡序曲》。 EMI公司录下的唱片1977年还在上发行目录，创了连销六年的纪录。希思首相还开了外国政治家指挥中国乐队的先河，1984年4月他第九次来中国时的“使命”，是指挥中央乐团为残疾人募捐的音乐会。人民大会堂坐满了8000人，一睹了他的风采。 而曾任波兰首相和外长的帕德雷夫斯墓[1860～1941，波兰钢琴家、作曲家、政治家，作有《波兰幻想曲》、《曼鲁》等］，是绝对标准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他两栖于政治和音乐领域。一战期间，他“弃乐从政”，把他的演奏会的全部收入，悉数充做波兰战俘的救济金。1919年他担任了独立的波兰国家的首相和外长，参加了凡尔赛和会。1936年，他出现在英国影片《月光奏鸣曲》之中，弹奏钢琴。当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之时，快80高龄的帕德雷夫斯基再次返回政治，为他的祖国奔走呼号。他最后逝于纽约，罗斯福总统给予了他国葬的礼遇。 所以，应该准确他说，艺术气质只是一个方面，只有在另一个方面存在着专制的政体或不民主的体制，充溢了艺术气质的政治人物才会导演出荒谬绝伦的惨剧。 在1918年以前，希特勒的志趣一直逗留在音乐、绘画和建筑的领域。需要填表格的时候，他总把自己的“职业”填为“艺术画家”，而他画的素描、油画、钢笔淡彩、水彩炭画估计有2000到7000件。德国内政部1942年1月还发出了通令，把希特勒的画作列为“民族的艺术珍品”，凡是收藏者都要向当局汇报，未经内政部长批准不得向国外出售。 好多书述评到希特勒的画作的时候，都是以轻蔑的笔触去写。很难做到天公地道。从那些名垂青史的美术家的水平高度去打量，希特勒的画当然可以不值一提。而很多史家潜意识中就是拿名垂青史的水平高度去苛求的。而如果希特勒真的合乎了那种要求，那就完全不是爱乐至深的人，最怕浅显。《王中王》作为一部爱憎分明的喜剧片，希特勒在其中是被好好地戏耍了一番的。 不可否认，希特勒的艺术兴趣是相当广泛的，也有一定的艺术功底。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做个建筑师，是希特勒青少年时代的理想。希特勒在音乐上的修养也是不容忽视的。他10岁就参加了唱诗班，选了歌咏课。17岁开始学钢琴，并一直保持了对这种乐器的爱好。他也尝试过写音乐剧。他称音乐是“伟大艺术的永恒语言”，和建筑一起是艺术王国的两位女皇。 法西斯运动的领袖是一个颇具水准的爱乐者的事实的确叫人诧异。还有发人深省的是，另外一个法西斯独裁者。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喜爱演奏小提琴，早年的理想也是做个音乐家。似乎艺术气质过于浓厚的人，一旦权倾天下，其行动总是惊奇古怪，总爱发动些难以想像的运动，也总带来些可怕的灾难。 还有不少政治家是有着非同小可的艺术气质和艺术才华的。 施密特贵为西德总理，称得上钢琴家。他曾以德国钢琴家的身份为EMI公司录制莫扎特1776年创作的F大调钢琴三重奏协奏曲。他演奏第三钢琴声部。另两位钢琴家是德国的弗朗茨和爱申巴赫，伦敦爱乐乐团担任乐队部分。那张唱片创造了唱片公司当时的最高销售记录。英国国家电视协会录制的电视片，被世界上的64家电视台买走。 希思贵为英国首相，称得上指挥家。他应伦敦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普列文代表全团向他发出的盛情邀请，于1971年11月25日，在皇家节日大厅指挥了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爱尔加的《安乐乡序曲》。 EMI公司录下的唱片1977年还在上发行目录，创了连销六年的纪录。希思首相还开了外国政治家指挥中国乐队的先河，1984年4月他第九次来中国时的“使命”，是指挥中央乐团为残疾人募捐的音乐会。人民大会堂坐满了8000人，一睹了他的风采。 而曾任波兰首相和外长的帕德雷夫斯墓[1860～1941，波兰钢琴家、作曲家、政治家，作有《波兰幻想曲》、《曼鲁》等］，是绝对标准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他两栖于政治和音乐领域。一战期间，他“弃乐从政”，把他的演奏会的全部收入，悉数充做波兰战俘的救济金。1919年他担任了独立的波兰国家的首相和外长，参加了凡尔赛和会。1936年，他出现在英国影片《月光奏鸣曲》之中，弹奏钢琴。当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之时，快80高龄的帕德雷夫斯基再次返回政治，为他的祖国奔走呼号。他最后逝于纽约，罗斯福总统给予了他国葬的礼遇。 所以，应该准确他说，艺术气质只是一个方面，只有在另一个方面存在着专制的政体或不民主的体制，充溢了艺术气质的政治人物才会导演出荒谬绝伦的惨剧。 在1918年以前，希特勒的志趣一直逗留在音乐、绘画和建筑的领域。需要填表格的时候，他总把自己的“职业”填为“艺术画家”，而他画的素描、油画、钢笔淡彩、水彩炭画估计有2000到7000件。德国内政部1942年1月还发出了通令，把希特勒的画作列为“民族的艺术珍品”，凡是收藏者都要向当局汇报，未经内政部长批准不得向国外出售。 好多书述评到希特勒的画作的时候，都是以轻蔑的笔触去写。很难做到天公地道。从那些名垂青史的美术家的水平高度去打量，希特勒的画当然可以不值一提。而很多史家潜意识中就是拿名垂青史的水平高度去苛求的。而如果希特勒真的合乎了那种要求，那就完全不是“政治为主，兼学别样”的希特勒了，而是纯粹美术史上的希特勒了。所以，把标准厘定得合适一些过后，希特勒的画虽然入不了极少数行家里手的法眼，但在极多数人面前仍保持了相当的专业水平。1986年，一个美国人就用2400万美元买走了他1907年画的《维也纳的秋天》。 希特勒身上的多种艺术细胞，最后都在他的政治生命中得到存活和继续生设计外型，实际参与设计了当时风靡德国的大众汽车的外型。至于“流动的音乐”——第三帝国时期兴建的重要建筑的设计，都受到了他的启发或指导。施佩尔［1905～1981，曾任第三帝国的武装和军需部长，公路、水路和动力总监。著有《建筑，1933～1942创作》和《第三帝国的内幕》]手上就保存了许多希特勒有关建筑设计的草图。在谈到希特勒对艺术的热情时，阿诗肯纳吉说过：“人心这个东西真奇怪，连杀人狂的心里也会有那么一个高雅的角落，尽管这叫人难以接受。”他这样的说法就是高超的说法，既实事求是又没有偏失立场。 希特勒对古典音乐理解得不浅，尤其把古典音乐和音乐以外的意义联系得很紧，把古典音乐的作用分析得很准，所以使用起来运斤成风，特别是对瓦格纳的音乐。 尼采说，瓦格纳的音乐是“冰峰雪岭之间的燃烧，云彩、雷电、乃至巅峰，全部伏在它的脚下”。“喜欢激情的格律，也喜欢激情的牺牲的人”都会随着瓦格纳的音乐“登上感觉的顶端”，并“在英雄的每一步剧烈的脚步声中听到死亡的低沉回声”，然后再以“奇特的满足之情，以自信的崭新的感情回到生活之中”。
希特勒从青年的时候，就发狂地崇拜瓦格纳。他表示自己愿去当一名瓦格纳乐队中的鼓手。据说有几部瓦格纳的乐剧他听过140遍。他说：“瓦格纳的每一部作品都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愉快”，“拜洛伊特的十天音乐节永远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对我来说，瓦格纳就是上帝，他的作品就是我的信仰，我去听他的音乐就像其他人上教堂一样”，“我的宗教便是建立在《帕西发尔》之上的。在庄严的形式里面有神圣的礼拜仪式，没有谦卑的矫饰。所谓上帝就是经过打扮后的英雄”。他甚至说，要了解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必先了解瓦格纳的音乐。还没有哪一个政治领袖在自己的政治哲学里面把古典音乐摆在那样尖端的位置！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夹带音乐性的政治哲学，有了这样一位极其爱乐的政治领导人物，有了来自于政治方面的推波助澜，古典音乐
的传播在德国上升到了一个巅峰——业已“空前”，恐怕也是“绝
后”了。
所以，当最终有总数超过2500名的作家因为担心他们的作品
甚或担心他们的生命而逃离了德国的同时，德国音乐界的大多数人
物都继续留在了德国活动。因为，音乐大有作为，历史上从未有过
的爱乐氛围出现了。作曲界的魁首理查·斯特劳斯、指挥界的魁首
富尔特万格勒都没离开那片土地。1935年11月15日，正式成立了
第三帝国音乐局，理查·斯特劳斯被任命为帝国音乐局局长，富尔特万格勒被任命为常务音乐总监。希特勒经常会见他们，谈音乐，谈第三帝国需要的音乐，正如希特勒经常会见施佩尔，谈建筑，谈第三帝国需要的建筑。 瓦格纳是纳粹的音乐偶像，因此有关瓦格纳及其音乐的一切都深受希特勒的关照。希特勒高度重视拜洛伊特音乐剧院的修建工作，他亲自委托的建筑师鲁道夫·梅韦斯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节日山丘建造瓦格纳卫城，那是一座极为巨大的结构复杂的带有纳粹风格的建筑，两翼的房子分别是博物馆、图书馆、餐厅和讲演厅，居于中间的节日剧院，其舞台和观众席都要加以扩大。 战争在1939年爆发后，拜洛伊特音乐节的存续也面临危机。但希特勒执意要把音乐节办下去，依赖希特勒个人以及政府财政上的鼎力支持，音乐节才得以保持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并坚持到战争结束。1940年8月，希特勒在征服法国之后返回柏林的途中，还在拜洛伊特停留下来，观看了《众神的黄昏》的演出。在此之后，虽然希特勒没再亲临拜洛伊特参观，但他始终和音乐节的总监。瓦格纳的儿媳温妮弗莱德保持着密切的电话联系。 为应对战争时期的演员短缺，希特勒的特种部队，SS部队中的“维京”分部人员加入了瓦格纳乐剧上演时的会唱队的演唱。1940年，希特勒创建的“战时音乐节”不再面向普通民众，而是为那些被指定的“元首的客人”服务，军事人员和从事战争工业的工人们被“帝国音乐专列”运送至拜洛伊特，他们从车站到达军营，在那里食宿，次日早晨就在节日剧院门前结合，每人发给一些宣传材料和购买啤酒、香烟的代金券，而后观看演出。纳粹希望他们在观看演出时深刻体会和领受德国文化的神圣使命，再带着旺盛的活力和热情返回前线或工厂，为粉碎所谓的“国际布尔什维克的阴谋”而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三帝国时期的音乐会极为频繁，就是在战争末期，维也纳、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慕尼黑等地的歌剧院和音乐厅遭到狂轰烂炸，音乐会也照开不误。狄斯考就是在1942年举行了自己的首次公开音乐会，演唱舒伯特的《冬之旅》，那场音乐会还因空袭警报而中断。1944年为纪念斯特劳斯诞辰80周年，仍然举办了“斯特劳斯周”，尽管绝大多数剧院都因战争而关闭。1944年，柏林爱乐大厅被战火摧毁了，柏林爱乐乐团不得不在教堂和贝多芬音乐厅等场所演出，富尔特万格勒仍然尽力指挥好每一场音乐会。只要音乐一奏响，那就是一段超然的时光，心旷神怡排走了苦闷和彷徨。德国戏剧界的一个重要人物巴尔洛格还为此在战后审判富尔特万格勒的法庭上作证：“在第三帝国统治期间，富尔特万格勒是人们坚持活下去的理由之一……如果我们能听到富尔特万格勒指挥的一场音乐会，就不会彻底绝望。” 第三帝国时期的各种各样集会、典礼和事件，都嵌进了庄严的音乐程式。在最重要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瓦格纳和贝多芬的音乐被播放和演奏得最多。当保罗斯的第六军团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全军覆灭后，德国广播电台先放出低沉的鼓声，宣读完关于保罗斯投降的公告后，再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人们甚至可以从一些影视片里看到，连集中营灭绝犹太人的过程也离不开音乐的伴奏，但绝不能把那只当做是艺术的虚构。据劫后余生的犹太人和当时的看守回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当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时，的确是有乐队奏乐的。乐队由挑选出来的囚犯组成，参加乐队的都是“年轻貌美的姑娘，一律身穿白衬衣和海军蓝的裙子”[引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选用的竟是维也纳或巴黎轻歌剧中轻松欢快的曲调，比如《风流寡妇》和《霍夫曼的故事》。意大利的国际级大师罗贝多贝尼在著名影片《美丽人生》中，正是采用了《霍夫曼的故事》中的《船歌》。那原是歌剧中的二重唱曲。后来常常单独演出，并被改编为合唱曲、独唱曲、管弦乐曲、钢琴独奏曲，吉他二重奏曲等。想想吧——宛如水波荡漾的船歌主旋律，轻盈曼妙，而又若有所思，伴着那些还以为是去洗澡消毒的犹太人鱼贯而进死亡之门。人世间还哪能找出比那更天差地远的情状！ 犹太医生、政论家诺道叹道：“德意志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强有力的，在好事上如此，在坏事上亦然。”而阿达利则敏锐地注意到，“自从在一些以死亡为中心的劳动场所出现了音乐团体以后，死亡与音乐就变成不可分割的一体。音乐家总是以极端暧昧的角色参与牺牲的仪式，这个事实使我们回到了我们的基本论点：牺牲、音乐与替罪羊形成了坚不可摧的一个整体。达豪集中营里犹太俘虏的管弦乐团只不过是这种可憎的、永恒的环锁的现代翻版。” 音乐并不仅仅出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似乎更加让人费解的是，在另一个集中营，上百个囚犯在进入毒气室之前，还让他们排练完威尔第的《安魂曲》。 音乐已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施，无所不及。 音乐已不能不无所不在，不能不无所不施，不能不无所不及。
出现这种让一些人义愤填膺的场景的原因，我认为，它既是行刑者的需要，也是被行刑者的需要。为什么要在杀猪前、杀猪时给猪们放音乐？那是因为杀猪者发现音乐可以让猪安静下来，减少了它们烦躁、惊恐等等应激反应。在音乐中杀猪，既能在屠宰后得到更好的的肉质，又能显出“人道”。人不等于猪，但在动物性方面仍然有类似之处。因此，在关人、杀人的时候拉着音乐相助就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我理解，至少还有一个原因应归结为一些纳粹军人的爱乐惯性。所谓“爱乐惯性”，就是爱乐太深，已离不得音乐了，无时无刻不需要凭仗音乐。就像我们有些爱乐者，听不到音乐就六神无主，浑身不自在，生物钟都走乱了、走不动了。爱乐到了藉草枕块的程度，不论是所谓恶徒还是所谓良民，表现都是一样的。自己渴求，也想大家渴求。事关爱乐，都很开放，都很支持。当然，重权在握，也能强制安排爱乐。所以，即使不是因为接受了哪一级官方机构富含寓意的指令，音乐还是能成为集中营里的死亡行进曲。 同样的理由，使梅西安惟一的一部室内乐《末日四重奏》诞生在了战俘营。梅西安“二战”时参加法国军队，1939年底被俘，被关押在德国格尔里茨的VIII－A集中营。在《圣经》的启发和鼓舞下，他没有中断自己的音乐创作。1940年，他创作了其最重要的室内乐作品《末日四重奏》，他以约翰启示录中的一句话作为作品的开始，“已经没有时间了，但第7位天使吹响喇叭的那一天，上帝的神秘就要圆满了”，梅西安后来回想道：“在集中营里我才第一次以一种欣喜若狂的注意和理解听到了、理解了这一句话。”参与《末日四重奏》的乐器，是钢琴、单簧管、小提琴、大提琴。编制很特别，因为营里刚好有四个会弄这几样乐器的战俘。这些乐器连同五线谱稿纸都是爱乐的德军军官给弄的。而且，在作曲家本人获得自由之前，它破天荒的首演就在俘虏营里举行了。在总谱通过了战俘营司令部的审查之后，5000多名战俘在1941年初的一个寒夜里，“聚精会神和有理解力地”听完了这部杰作。 无独有偶，马蒂农［1910～1976，法国指挥家、作曲家、小提琴家，作有4部交响曲和歌剧、清唱剧等]这位集指挥家、作曲家和小提琴家于一体的大师也是1940年作为一员法国军人被俘的，他被关在德国斯塔拉格第9号劳动营。在营中他也作曲，写就了几部日后成为其名作的作品，如《诗篇诗一百三十六》、《解除压制》和《斯塔拉格第9号亡命者的音乐》。1944年获释以后，他成功指挥了其中一部作品在巴黎的首演，并因此获得了波尔多交响乐团常任指挥的职位。 狄斯考1945年9月，在意大利被美军俘虏，他也在战俘营中举行了音乐会。 我相信这些都可以是一个个个案，让爱乐的军官们相机处理了。 夺得第75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的《钢琴家》，也能为这种“爱乐惯性”提供一个证明。《钢琴家》是根据波兰著名的犹太作曲家和钢琴家瓦拉迪斯劳·斯皮尔曼的自传改编的。斯皮尔曼在德国入侵波兰后，面临着和他的同胞们一样的绝境。他设法躲过了被关入集中营的命运，留在了千疮百孔的华沙。最后他得到了最意想不到的帮助——一位德国军官出于对音乐的爱好而把他藏了起来。 第三帝国音乐生活的基本面目是：壮阔、普遍，却多诡异。似乎出人意料，其实却在情理之中。我们提到这些，目的不是在为第三帝国张扬，为希特勒张扬，而是为了正视历史。连希特勒自己都说：“在我一生的每一个阶段我都要面向瓦格纳”，“我在思想上和瓦格纳有着不可分割的共通性，在生活舞台上，我就是瓦格纳的再现”。你在研究那段历史、研究那时的德国的时候，难道能不去研究希特勒和瓦格纳的关系，不去研究音乐和政治的关系吗？结论只能是：不能回避，反而要倍加重视。 我甚至感到从当时“流行”的方典音乐里面可以解读出很多历史的秘密和德国人的秘密。布鲁克纳音乐也可以成为这样一种音乐解密的示范。 希特勒是在4月30日自杀的，第二天晚上9点40分，德国广播电台首先播送了瓦格纳《众神的黄昏》片段，稍后就播送出布鲁克纳《英雄交响曲》的慢板乐章，一阵军鼓声之后，广播了“元首壮烈牺牲了”的公告。 布鲁克纳伟大的《英雄》一向让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如痴如醉，现在又与一个灰飞烟灭的重大历史时刻定格在一起。我对布鲁克纳的兴趣就开始于这个事实——那真是一个彻头彻尾都特异的定格！ 硝烟在德国天空中弥漫，战火在德国大地上燃烧，德意志人再一次盛极而衰，退却到溃灭的边沿。布鲁克纳的音乐能成为德国人精神的最后一道堡垒吗？！ 当布鲁克纳走完他在人世间的历程的时候，希特勒还在读小学二年级。布鲁克纳先苦后甜，到了生命的晚期，世人才真正在他的音乐里看到了万丈光芒，然而，作为一个绝对虔诚的基督教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布鲁克纳的音乐总是那么镇定从容，沉雄浑厚，安然达观，进退自如。 维也纳人都称布鲁克纳为“神的音乐家（God’S
Musican）”。可以说布鲁克纳很知命。但这所知之命不是简单的宿命之命，它有
宿命之外的更为复杂、更为广大的意义。它有些类似孔子的命论。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在孔子那里，命是环境一
切因素积聚的总和力量所使然，做事者是我们个人，最后决定者却
非任何个人，无以名之，所以名之曰命。知命，不会废弃人事，反而以尽好人事为基本；尤其是成功也是一种命，对人便有了神奇的
推动作用；倘若失败，一方面可免于自悔自憾，另一方面又不迁怒
怨尤于人。无论怎样，都泰然自如，不系念于成败，而一心努力去
做。 一旦相信了这样的“命中注定”，命就既可鼓勇于事前，又可
自慰于事后。一旦参透了这样的“命”，还有什么苦难可以让人沉
溺不拔，还有什么历史可以让人纠缠不清，还有什么负担可以让人
停滞不前呢？ 叔本华认为，音乐完全是不依赖现象世界的，它跳过了“理
念”，“音乐从不表达现象，而是深人本质”，“犹如意志自身，乃是
全部意志的直接客体化和写照”，音乐与意志有着直接的联系，因
而高于一般的艺术形式。在音乐最发达的德国，在唯意志论最发达
的德国，意志和音乐顺理成章地得到了最发达的结合，整个德国音
乐因此充满了意志力，充满了意欲。后来德国的疯狂都能从这样的德国音乐中发现其受到的影响，卡萨尔斯甚至把莫扎特也算了进去，并说那是一份可以不断追溯的名单。 塔西陀[约56～约120，古罗马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作有《历史》、《日耳曼尼亚志》等〕早就考察过日耳曼部落，他认为日耳曼部落“选择成为一个特殊的人民，纯粹，只像自己，将狂烈的斗志放在用一种奇异的。喧晔的音乐来吓唬他们的敌人，这种音乐似乎发自其喉咙深部，其历史传统之一就是歌唱以及演出那些关于其神秘祖先的长歌”。 托马斯·曼［1875～l955，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布登勃洛克一家》、《约翰和他的兄弟们》等]在《浮士德博士》里将德国音乐说成是“属于一个精神的世界，为了其中的理性之物和人类尊严的可靠性，将我的手放在火中也在所不惜”。 德国音乐发展到第三帝国的音乐局局长理查·斯特劳斯那里，已像梅纽因指出的那样，“向西方世界奉献出一种宏大、壮丽、炫目得前所未有的音乐。尽管旋律很美，但这种音乐是深深地自我陶醉、自恋型的，充满了德意志民族那时坚信统领世界为天赐己任的英雄豪情”。 在另一方面，德国音乐却还是“自慰”的。 巴伦勃伊姆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贝多芬的所有作品建立在希腊的净化（catharsis）原则上，它反映了典型的德国态度：人不应俱怕走进黑暗，再从黑暗中走向光明。” 里昂·弗莱什［1928～，美国钢琴家、指挥家]2002年到上海上钢琴大师班课，讲授的曲目均为德奥古典钢琴作品，讲课期间，他接受了中国方面有关人士的采访，在谈到德奥浪漫主义音乐的风格时，他发表了意味深长的见解，他说，德国浪漫主义音乐“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诗歌都是相通的，都带有一种隐忍的味道。我虽然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也知道德国人在战争中残酷的一面，但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德奥的浪漫主义音乐的确让人感到了他们深邃的内心。通过舍让（Relinqulsh）、顺从（Resignation）达到宗教意义上的升华（Redemption）。这三个‘R’能帮助我们理解德奥音乐作品的内涵，不仅仅是浪漫主义，就连莫扎特的音乐也有这种意味”，“看一下舒曼对《大卫同盟之舞》中的一段音乐曾写道：‘一位青年紧咬嘴唇，克制住不让泪水流下。’——一种强烈却又内敛的感情，这就是德国人”。 德国音乐就是这样用音乐把“事前”和“事后”都安排好了，把整个事情都安排好了。也许是一种讽刺，孔子的“命论”，最终要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来做实践上的印证，而我们中华民族倒真正是“知易行难”，至少我们完全做到了“自慰于后”，而很少做到“鼓勇于前”，“蛇头虎尾”的结果，是我们很少屡战屡胜，却往往在屡战屡败之后还能悠然自得。 正因为有了“鼓勇”与“自慰”兼备的命论以及切合这种命论的音乐，所以，无论如何天摧地塌，德意志的个人、社会和国家都因此能极快极好地适应变化。说白点，没有被“脑筋急转弯”难住。 “二战”时，德国人拉开架势要把犹太人赶尽杀绝，欧洲的犹太人被他们消灭了三分之二。而现在在德国，仅仅是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言论就会被定为一种罪行，将处以三年至五年徒刑。你看，这就是一个转弯，它转得有多么大呀！难以置信，却是铁的事实。 倒是犹太民族不依不饶。仅在音乐方面，瓦格纳的音乐被等同于纳粹的音响象征，以色列对它恨之入骨，一直禁止它在以色列的土地上钻出来。以色列还禁止卡尔·奥尔夫、富尔特万格勒、卡拉扬等等给犹太民族带来了伤害的音乐家。甚至在1950年，一位来自英国的歌手想演唱舒伯特为歌德诗歌所作的艺术歌曲，审查机关就干脆禁德语，只是这项禁令并未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最后于1963年被废止掉。 阿图尔·鲁宾斯坦［1887～1982，美籍波兰钢琴家]被圣一桑赞誉为“我所知道的最伟大的演奏家”，他生于华沙附近一个犹太人家庭，成名在柏林，但自19l4年起，他就从不在德国举行演奏会，其中的原因，鲁宾斯坦解释道：“众所周知，这是一段很可悲的历史。人们可能认为我还抱着一颗极端的报复心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一直热爱着我的勃拉姆斯、我的贝多芬、我的莫扎特，以及我的席勒、我的歌德和海涅。对于诞生这些人物的国家，又是我度过漫长岁月的国家，我怎能抱着一颗憎恨或报复的心去谈论它呢？不，这样的事，是绝对做不出来的。我只是对于死去的同胞，抱着非常的敬意而已。如果我再到德国去，我的那些死去的同胞，将会做什么样的想法呢？” 和鲁宾斯坦一样，出生于乌克兰克列缅涅茨市一个犹太人家庭的斯特恩，虽然足迹遍及五湖四海，但在他那一生风光的独奏生涯里，也绝不踏上德国的土地。 梅纽因在战后第一个和富尔特万格勒合作，作为一个俄裔犹太人，他受到了更多一层的压力。犹太人把他的所作所为视为一种变节，以色列政府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 除了梅纽因，还有其他的音乐家也在想方设法地冲破“音乐政治化”的樊篱。 1981年，梅塔［l936～，印度指挥家］在以色列的一场音乐会上，有意在返场曲中指挥以色列爱乐乐团演出了瓦格纳的《特里斯但和伊索尔德》序曲，立即成为了一大丑闻，听众对着舞台高喊“丢脸！”许多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大哭大泣，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冲上舞台，脱去衣服，露出了在集中营中留下的疤痕。音乐会后，当时的议会领袖命令梅塔“滚回印度去！”以色列当局的官员要求梅塔马上辞职，但犹太音乐家们却以即兴选举梅塔为以色列爱乐乐团的终生指挥来抗拒。 这里就彰显出了不同的民族性。 中国在“二战”中牺牲更巨。据1995年中国政府正式公布的数据，是伤亡3500万人，财产损失6000亿美元。但作为一个战胜国，
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讲“以德报怨”，不求赔偿。
犹太人没有转“弯”，德国人是转了“弯”的；日本人没有转“弯”，中国人跟转了“弯”没什么两样。命运就是这般捉弄人。是德国人和犹太人配对，是中国人和日本人配对。就是在转不转“弯”上面，仍是日东月西，方枘凿圆。 许多人都希望日本能向德国学习，转一转。但我看，极难。日
本为什么要修改教科书，是不想“民族自虐”。如果照这种逻辑，那勃兰特[1913～1992，原西德总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倡导新东方政策〕总理能那么快地就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了下去，简直就是“民族自杀”。日本学得了吗！？ 那是1970年12月7日。头天，勃兰特飞到华沙访问。但在演奏德国国歌时，勃兰特看到波兰人的脸上都有强烈愤慨的表情，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曾长期是希特勒集中营的囚徒。勃兰特太明白了——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600万人之巨，仅华沙一城在战后发现死难者的骨灰就重达5000斤；建在离华沙300多公里的波兰南部小镇奥斯维辛的集中营，就有约350万犹太人遭到杀害，被关进去的第一批犯人就是728名波兰人。因此，当勃兰特来到纪念碑前，伫立凝视一幅幅受难者的浮雕之时，突然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在面对全世界直播的镜头前面，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勃兰特说过：“奥斯维辛集中营说明人间是有地狱的”，“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有罪……面对受害犹太人石碑，我不能仅仅面无表情地献上一个花圈就完事，应该有个举动。它对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有利，能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 勃兰特那动魄惊心的历史性一跪，当天就在东西方掀起了轩然大波。次年，他荣膺诺贝尔和平奖那晚，德国青年高举火炬，齐拥到他的寓所，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 勃兰特对他的下跪并不感到羞耻，他很坦然地说到：“谁愿意理解我，他就能理解我。”而我想说：“谁理解了布鲁克纳的音乐。谁理解了德国音乐，谁就能理解勃兰特，理解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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