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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悲多奋”
为克服恶而激发起来的精神力量使人丰富起来。莫扎特的音乐有着另一种伟大的境界。贝多芬以其大悲大苦谱写了一曲凯旋的生命之歌。
尽管恶即非善，但恶并非没有意义。在对恶的抗击中，在抑制恶、转化恶、征服恶、超越恶的过程之中，人的存在的意义在更广阔的范畴里得到了确证，生命的潜能在最深刻的层面下被激发了出来。
别尔加耶夫在总结陀斯妥耶夫斯基［182l～188l，俄国作家，作有
在俄国第一个美学家列昂季耶夫［l83l～l891，俄罗斯作家、政论家、文学批评家」的美学悲观主义那里，“恶”的意义找到了最有力乃至最极端的论述和结论。列昂季耶夫从美的角度去看，无论是多么残酷的折磨，还是多么深重的苦难，都是可以容忍的，因为，美在各个地方都是和最大的暴力、残酷性、不平等、非正义联系在一起的。美存在于真实的生命之中，恶不是偶然出现的，光明和黑暗的反差同样是必然的。他因而最终敢于宣告：“没有受苦受难的人性，只有优美的人性。”
览遍人类历史，很容易找到支持别尔加耶夫和列昂季耶夫论断
而音乐史上真正可获不朽之荣、真正无愧于伟大之誉的的音乐家，也大都是“‘穷’作乐”的——要么物质窘困，疲于生计；要么受感情煎熬，渴求女性的温暖而终身不遂；要么身缠重疾，甚至于暴毙在盛年；要么创作上干辛万苦，却备受冷落；要么兼而有之。只有荆棘满途，置于死地而才后生。而且可以说是越“穷”越“乐”，他们个人遭遇的苦难越多，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才越加辉煌。
莫扎特可以说是“‘穷’作乐”的最早的典型，而且特别有象征意义，他的“天鹅之歌”就是那部千方不朽的《安魂曲》。
安魂曲是宗教音乐的一种重要体裁，它是弥撒曲的一个分支，教会通常把它称做追思曲，教徒用它来哀悼死亡者。因为其唱词的第一句是“主啊，请赐予他们永恒的安息”，所以得名为安魂曲。其唱词和普通的弥撒曲基本相同，但省略了荣耀经和信经，却加入了《震怒之日》。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它和弥撒曲一样，内容和形式都有所变化，从宗教的仪式音乐向非仪式音乐发展，从用拉丁语演唱向用母语演唱发展，从无伴奏会唱向有伴奏的合唱、独唱和重唱发展，世俗的内容也渗透进了宗教题材。 莫扎特的《安魂曲》是音乐史上第一部最重要的安魂曲方面的作品。关于《安魂曲》的创作，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故事，说是有一个身披黑袍而且始终不愿讲出自己姓名的伯爵上门找到了莫扎特，以高价引诱，向生计窘迫的莫扎特订购一部《安魂曲》，而且对作品交付的时间十分苛求。这桩预订使病体本已极为虚弱的莫扎特再增神志的沮丧，他在致友人信中写道：“我觉得怔住了，我已经不能运用我的理性了，我一刻也不能丢去那个陌生人的阴影。我老是见到他；他在恳求我，在催迫我，在急躁地要挟我完成那项任务。我在继续不停地写着，因为休息比写作还费力。除此以外，我别无恐惧。”结果，在病症和从小到大的身心疲劳和一直难以解决的生活困苦的基础上，加上了谱写《安魂曲》的高度紧张，终于加速了这位人类天才的早逝。
莫扎特在给友人信中还写道：“我有一种感觉，我目前的状态也在这样暗示，我的大限已经为期不远了。我的未日要在我的天才完全发挥出来之前降临。可生活是如此美好！然而，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由天注定的命运，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寿命长短……因此我要作完我的葬歌。我无权把未完成的安魂曲留在人世间。”
莫扎特真正是一个罕见的绝顶的天才！——只活了35岁；但是，三岁就开始弹钢琴，四岁时就已能准确标准地弹奏短小的乐曲，五岁就写出了一部钢琴协奏曲，六岁便进行了第一次巡回演出，七岁时开始了第二次为时三年半的巡回演出，八岁时写下第一部交响曲，11岁时写下第一部清唱剧，12岁时写下第一台歌剧……简直匪夷所思！他的作品丰富得让一个人一辈于也难以抄完其乐谱，他为人声的每一个声部都写过咏叹调，也几乎为交响乐队的每一种乐器写过协奏曲。池使人们充分领略到了无限的、纯净的音乐之美。 因为贫困，为了得到50个金币，天才的莫扎特不去追究那位神秘之人的神秘，而是以全心全意去完成为了“另一个世界”的委托。但莫扎特没能遂愿，《安魂曲》反而把他送出了“这一个世界”。写到“痛哭之日”的第八节，《安魂曲》还没有写结束，莫扎特的生命就己结束了。其余的部分由他人完就。
临终的莫扎特在这部作品中，仍然一如既拄地表现看纯粹的升华感，飘逸，超脱，好像冬日，一阵风来，让你觉得了几分寒冷，但仍有普照下来的阳光叫你在风后尝着戋戋温暖。 莫扎特的伟大是另一种境界：就是到了穷极潦倒之时，哀叹、悲伤和怨怒在他的音乐中都紧紧贴着平和、宁静和雅致，而且平和、宁静和雅致总是露在前列，哀叹、悲伤和怨怒总是藏在里头。 所有的对立都没有爆发出致命的冲突，所有的紧张都得到了宽容的缓解。就如他恪守的创作原则那样，“情感不论激越与否，都要有节有度，不应令人厌恶，音乐即便表现恐惧，也绝不可刺耳，而应悦耳动听。音乐必须永远是音乐”。莫扎特从根本上不想表现多大的悲剧气氛。他“无过亦无不及，永远达到而从不超越他的目标’’[语自格里尔帕策]。 莫扎特实践看“克己”，那是一种伟大的克己，正是所谓“自胜者强”。而在我们看来，那又是一种事实上的重大悲剧。那样的旷世天才，为人类留下那样多绝对美好和谐的声音，最后竟然要得到一个贵族的资助，才被安排了一个三等平民式的葬礼。而且，当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为莫扎特立个碑或者十字架，以至于日后谁也没找到莫扎特的葬身之地。
黑格尔说：“在一个深刻的灵魂里痛苦总不失其为美。”
舒伯特说：“悲哀可以提高悟性，坚定精神。”
雪莱说：“悲愁中的快感比那从快乐本身所获得的快感更为甜蜜。”
梁启超说：“诉人生苦痛，写人生黑暗，也不能不说是美。”
尼采说：“要正确认识世界之存在，只有把它当做一种审美观象”，“艺术是生命最强大的动力和最伟大的兴奋剂；生命是通过艺术而自救的”。肖斯塔科维奇曾以《一个艺术家的答复》为题发表文章，在其中谈及“苏维埃悲剧性”时，他写道：《第五交响曲》的主题“是写个人的发展，作品的中心思想是反映个人遭受到的磨难。在苏维埃艺术中，悲剧性的描述是否属于正统范畴？人们习惯认为悲剧总是混淆着顺从和悲观主义，我认为真正的苏维埃悲剧应有其生存下去的权利，但它必须充满明确的灵感，有如莎士比亚悲剧中那种从生活中肯定的伤感。我们知道，在世界音乐宝库中有许多杰作，如威尔第、莫扎特的安魂曲中那些严峻、充满灵感的音乐语言，它们充实人们灵魂的不是软弱无能，也不是悲观失望，恰恰相反，却是勇气百倍和战斗的意志。”
这一切，都是一种宝贵的揭示——关于善与恶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揭示、关于苦与乐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揭示、关于压迫与自由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揭示。
在莫扎特之后，另一位神圣的音乐创造者贝多芬，紧接着以其悲其苦谱写了一曲凯旋的生命之歌。
人有五官，眼耳至要，如果非要你在假设中选择是宁愿让眼睛还是宁愿让耳朵失去作用的话，恐怕很多人会先保住眼睛。而对以声音为命的音乐家来讲，耳聋无疑是他们可能面临的无以复加的灾难。福雷[1845～1924，法国作曲家，作品主要有《安魂曲》、《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组曲》、歌剧《培涅罗普》等]失聪后，仍全身心地创作出了他惟一的一部抒情歌剧《佩内洛普》；斯美塔那耳聋之后，还写出了传世之作《我的祖国》；富尔特万格勒在他的指挥台上安装了助听装置，克服逐渐加剧的耳聋困难，依然风采如旧。但是，他们的耳蓄都是在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中才发生的。而伟大的贝多芬，耳疾整整折磨了他30年！ 从1797年开始，贝多芬就发现自己的耳朵有了病变，第二年耳疾的症状就大大加剧，引起了贝多芬的强烈不安。他在1802年10月写下的《海立根斯塔得遗书》中写道：“你们想想，当站在我旁边的人听到远处的笛声，而我却什么也听不到，或者，有人听见牧人唱歌，我还是什么都听不到，这是什么样的耻辱啊！……我怎么可以对别人说，大声点，高声喊叫，因为我聋了。”“以为我厌世，憎恨人类，心怀恶意的人们，你们大错特错了，你们不知道我离群索居的秘密原因。从童年起，我的心胸就充满善意，渴望造福人类……但是，我被迫放弃与他人交往的乐趣，就像一个被社会放逐的人那样生活。因为一接近别人，我就心怀恐惧，生怕自己的隐疾被人发现。”他好几次在绝望之余，都差一点“只能用自杀来收场”，但最后都是艺术和道德“留住了他’’。他最后在《海立根斯塔得遗书》中做出了深思熟虑的决定：“在我还没有完成交给我的全部使命以前，就离开这个世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1806年，贝多芬在《拉祖莫夫斯基四重奏》的草稿上写下了“别再为你的失聪保密了，即使在艺术上”这祥的文字，表明他和自己的耳聋和解了，耳聋不再让他怨艾和烦忧。”
贝多芬在世的最后10年，右耳不是什么都听不见，但左耳确是一丝声音都听不到的。对贝多芬的解剖文书描述了贝多芬听觉器官的状况，其中写道：“听神经萎缩，无髓，附着在听神经外的血管扩张成羽管状，并显现软骨化。左耳听神经较细，与三条灰色的细神经相连；右耳听神经则与一股出自第四脑室呈带状的又粗又坚固的亮白色神经相连。充满水分柔软的大脑的脑沟比通常要了深、要宽、皱折多。”对贝多芬耳聋的诊断，有的医生认为是中耳炎或中耳钙化造成的，有的认为是内耳炎引起的。而推论其病因，则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是1896年夏那场伤寒的后遗症；有的说是出于风湿；有的说是作曲家在大风大雨中作曲染了风寒；有的说是先天性的耳病所致；而贝多芬自己相信他的悲剧是神经受伤造成的，那是在他创作自己惟一部歌剧《费德里奥》时，他曾向一位男高音大发怒火。 如果有“超人”，“超人”也难以置信：贝多芬竟然在“无声世界”里创造了一个实现了崇高美丽之最的音乐王国！贝多芬那些为人类安身立命的皇皇大乐竟然诞生在和自然之声的隔绝之中！ 从生理学的角度分析，贝多芬对声音感受的受阻是物理上的受阻，不管他双耳的中耳部分全部钙化也好，还是左耳听神经全部失去传导作用也好，贝多芬大脑里的听觉中心还是完好无损的，而且他的大脑比常人发达，其中的听觉中心也会相应地比常人发达，因而比常人有更灵敏和强有力的功能。他的听觉中心的音响信息存储功能并末丧失，音乐思维活动并未衰退。他可以通过看总谱来弥补音乐信息揍受和储存方面的缺失，他的音乐思维活动仍然能受着生活感受和创作实践的影响而存在而不断发展。这些也能从贝多芬给友人的信中得到证明，贝多芬在信中承认：“听觉的衰退，对作曲没什么影响……最难堪的是与人交往。”更有甚者，是像奥涅格所指出的那样：“一位永远听不见自己作品被演奏演唱的创造者，可以超脱许多技术上的限制。贝多芬逐渐地忘掉了某些音的组合的纯音响效果。……尽管如此，这对他的思想实质并无影响。我倒宁可这样说，他的耳聋虽然使他与世隔绝，但却帮助他集中精力发挥他的天才，使他远离当时庸俗、陈腐的习气。” 而在观察了贝多芬生活中的全部苦难之后，卢那察尔斯基从社会学的分析角度十分精辟地指出：“贝多芬诞生和生活的条件，是一个音乐家所能设想的最幸运的条件”，“贝多芬的生活笼罩着黑暗，其生活中很少有美好的时刻，但某些不幸对他是有利的——不是对常人，而是对创造者；不是对在世界上生活过后来又死去的贝多芬，而是对永生的贝多芬”。 是的，“贝多芬的英雄主义体现在他性格的力量，他的独立性与自由意志，他的耳聋，他追求一个女人的执著的痛苦和失败，以及他独自将苦难转变为积极的艺术图景的明确能力。”[语自《新格罗夫音乐及音乐家辞典》] 是的，“贝多芬之所以伟大，并非因为他灾难重重，而是因为他战胜了它们。荷马双目失明，却具有远见卓识；米开朗琪罗相貌丑陋，却是杰出的雕塑家，和他们一样，贝多芬肉体上痛苦不堪，但这痛苦中却产生了意志和力量，使他在艺术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语自贝多芬的传记作者蒙德里克·杜蒙] 是的，贝多芬的生命和音乐，最突出地、最有力地昭示了一个真理——不“穷”不“乐”，极“穷”极“乐”。所以，有人说“Beethoven”这名字最好翻译成“悲多奋”，才音义并达。因为，“悲多奋”比之于“贝多芬”更让人遥感到一种气吞山河的音乐之魂。
“审美的方式”，已不仅仅是一种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观照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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