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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扬善抑恶音乐展示的是在世界废墟之上，一种永恒精神的绽放。基督教给予了古典音乐无比深厚的恩泽。而古典音乐显示了它在扬善抑恶方面的强大功能。宗教音乐将是爱乐者走向深刻的必经之地。
爱乐者是有福的，是可得救的。因为恰如罗曼·罗兰指出的那样，“音乐展示给我们的是，在表面的死亡之下生命的延续，是在世界的废墟之中，一种永恒精神的绽放”。
人在变化——大变、小变、快变、慢变、自觉变、逼追变、量变、质变……变化是绝对的。那么，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
萨特的一生也是关于“变化”的哲学的一种生动的演绎。
知道萨特的人，大凡都知道他是一个文学家、哲学家，哲学和文学构成了他一生关注的主要内容，而很少人知道萨特也是个顶级和视觉之间选择一次，我宁可丧失听觉，不过这也会叫我感到很不方便的，正是由于音乐。”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人间他最喜爱哪些作曲家，他说：“我要说的是贝多芬，他对我来说是最伟大的作曲家，当然还有肖邦和舒曼。”
萨特在《厌恶》中写道：“我每一种理论都是征服和占有的行为，我希望有一无能借助它们征服世界。”他的事业无疑成功了，存在主义的旗帜曾猎猎飞扬。我们8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有一阵子兴起西方现代哲学热，热气腾腾，领头的就是存在主义。“人无非就是人打算要做的东西。人实现自己有多少，他就有多少存在。因此，他就是他的行动的总和，他就只是他的生活”，不少人信奉这话。
萨特追求完全的自由，在事业以外的其他方面，他“尤其梦想
向妇女行使这种自由的权利”。其结果之一是，德·波伏瓦［1908～？，法国作家，著有《女宾》、《人总是要死的》、《一个安分守己的姑娘的回忆录》等]对他一见钟情，像奴仆一样终生不渝地伴着萨特到死，她从未在萨特在世的时候得到相应的法律地位或者经济地位。写出了《第二性》、被称为女权运动的守护神的波伏瓦，在实际生活中却完全和自己的主张背道而驰。
萨特是一个男性沙文主义的典型，他声称自己的信条是“旅
行、多配偶和透明化”，他把性关系分为“必然的性爱”和“偶然时性爱”两种，在波伏瓦之外，他疯狂地去征服和占有女性。当他越来越老，他追逐到的姑娘们却越来越年轻，有的甚至只有十七八岁。
虽然从不同的标准可对萨特做出不同的评判，但把萨特自己的
满足和他自己的需求相对照，萨特的确是如愿以偿的，也算大功毕
成。拿我们的话说，是事业和生活“双丰收”，硕果累累。然而，到了垂暮之年，他却非常伤感他说：“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有多大的意思。不过你有什么办法。”
只顾埋头拉车，“无意识”地生活着，可能更带着一种“哲学”或体现出一种“哲学”。一待抬头看路，想“有意识”地为自己确定、显现出一种“哲学”，反见着道歧枝分，忽神忽鬼，时左时右，左右为难。
然而，不论你是“埋头拉车”还是“抬头看路”，个人怎样“移步换景”也罢，社会怎样“情变机异”，变去变来，从历史的过往来看，人的总和、社会的整体在变化上仍然呈现了一种主导的倾向。
这种倾向，就是扬善抑恶。
施波尔[1784～1859，德国作曲家，作有《声音的奉献》、《历史交响曲》、《四季》等]1841年写了他的《第七交响曲》，也叫《二重交响曲》，这部交响曲还有一个别名就叫做《人生的善恶面》。它的第一主题是“儿童世界”，第二主题是“热情年代”，第三主题是“仁德的胜利”。
施波尔用了两套乐队，其中小乐队由11件乐器组成，代表了善；而大乐队则代表了恶。
扬善抑恶，这是人类生存繁衍、社会存在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和人群，就是在扬善抑恶的轨道上开行的。很少有哪个团体、哪个个人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杀人放火，小偷大盗也要蒙头盖面。当然也有为数戋戋的穷凶极恶者，以反善自居，不能流芳百世，就要遗臭万年。
扬善抑恶，首先就要审视善恶。
善恶的表现形态还比较容易确定。至少可以单方面地为它们制定出一套框子。法律就有一种典型的框架。在成文法里，一个法律规范由假定、处理、制裁三部分组成逻辑结构。“假定”，规定该规范在何时、何地对何人具有效力；“处理”，规定人们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允许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要求做什么；“制裁”，规定对违反该规范的行为给予怎么样的处置。什么是违法犯罪，什么是不善与恶，一目了然，没有一点含糊。法律鞭长莫及之处，还有伦理道德给你一双明锐的眼睛。
至于善恶的本源，却是相当“形而上”的。简直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那位法官，也就是拉兹的父
亲，坚信“贼的儿子一定是贼”。中国老百姓用比喻表达了同样的
信奉，那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血统论就害死了不少人。
从个人的遗传去推断善恶的本源肯定不大正确，而从整个人类的遗传去猜测倒可能有一些道理。添了千金、公子，不论你父母已有何等大公无私的高尚品质，小孩要东西都一个劲地要大的、要好的，这就是所谓的“自私自利”。谁教他的？大人要教，都教的是“孔融让梨”。教的，都是我们以为的“善”，而要他改变的，都是我们以为的“恶”。
所以，不知道性本是善的，抑或性本是恶的。如何发现和处置
这个问题，可以视为不同文化的分水岭。
中国的先哲们在这里表现得相当活跃。那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性的问题在中华文明史上很早便得到了普遍的关注，许多
人在其他哲学问题上并无建树，但在人性论上却多有创见。他们很“客观”，对“形而上”的感悟力也异常的强，直面人生，敢于批判。
孟子讲，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乃仁义礼智之端。后人干脆直说孟子讲性善。
而苟子主张性恶是明白无误的，荀子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告子[约公元前425～公元前339，思想见于孟子的书中]以为性本无善恶，为善须后天教诲，作恶也要后天诱导。
道家根本超脱，只要人顺其自然，无知无识活下去，所以不赞成分别善恶，可以说持的是超善恶论。
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西汉哲学家、思想家。思想集中见于《春秋繁露》］很高明，把也始于战国的人性有善有恶论详述了一番，还批了孟子一顿。
王充[27～约97，东汉哲学家，著有《论衡》、《政务》等]的性三品更为详备，他称人性有善、中、恶三等，人因此分善人恶人中人三等，中人以上者性善，中人以下者性恶，中人之性则不善不恶而可善可恶。
后来还有性两元论、性一元论等等。太多说法了！
学理上是派别分歧，但久而久之，社会只广泛传布讲得好听的那种。养育后人，更给他蜜汁喝，《三字经》开门见山就诵“人之初，性本善”。
西方则完全不一样。
他们相信：从亚当、夏娃偷吃苹果那刻起，人就有了罪孽，从人类的始祖那里，自己就承继了“原罪”。他们因而对“罪感”很较真，他们的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相对于西方的“罪感文化”，中国实行的是“乐感文化”，灵魂没有纵向的深度，没有恶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是少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者们的哲语，远远没有成为广大民众躬行的座右铭。
在“乐感文化”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坏事也能变成好事，败事先当成事的“妈妈”，骨头里也挑得出鸡蛋，大不了是出点学费。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抗住了洪水，还没有痛定思痛，有的省份就有人急不可待地喧嚷再建第二座抗洪胜利纪念碑。而如果要从“罪感文化”出发的话，如果真的需要为这场滔天灾难建个什么纪念性的建筑物的话，可能建出的是一个耻辱碑或警戒碑，为我们长
期以来肆无忌惮地破坏水士、砍伐森林、围湖造地的自杀性行为思
过请罪。那样做并没有掩蔽我们最后抗击恶猛灾难的胜利，但肯定比只盯着所谓“胜利”讴歌要有意义的多。
毕竟，面对历史，是为了面对未来。
重要的不是还要“胜利”，而是“防”重于“消”。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也”，《孙子兵法》就最推祟谋攻。老子讲“无为而治”，也大抵可以理解或发挥出这个意思。
西方的“罪感”，对它们的文化的影响是面面俱到而又根深蒂
固的。所以在很多方面和我们有大不同。一土一洋，判若鸿沟。
他们的宗教建筑，总是顶端尖利，高耸入云，直插穹苍。意味着对超升的向往，象征着要向上帝接近的如饥似渴的欲望。
在社会管理上，因为他们先怀疑了，所以健全法制，防患于未
然，出了事也在意料之中，并不怎么惊慌。相反，我们先美美地想着，等梦碎了，手足无措，只有直怨“人中有兽心，几人能真识”。
他们办婚礼，把那样一个重大的人生节点，没有仅仅对待为一种感性生活，还把它对待为一种理智生活和心灵生活。天作之合，
良辰美景，要到教堂去完成仪式。金相玉质，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雅
致、精美、纯洁的讲究。佳丽俊男在前，缓缓移步，小儿幼女在后，
捧拥着新娘长长的飘逸的裙边。开始的音乐是瓦格纳乐剧《罗恩格
林》中的《婚礼进行曲》，在乐剧中它是这样唱到的：“忠实地把你们带去，在那里爱情将赐福于你们；必胜的信念，纯真的爱情，使你们结为忠诚幸福的伴侣。”结束时也有音乐，那是门德尔松《仲
夏夜之梦》中的《婚礼进行曲》。一前一后用两首古典音乐中的婚
礼进行曲，遵循了一种美好的程式。
“罪感文化”尤其影响了他们的音乐，甚至于可以说，“罪感”
是整个古典音乐的滥觞，因为古典音乐是从宗教音乐开始生长的，
而宗教音乐即是围绕“罪感”而发展的。
斯宾格勒[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在西方被称为“纳粹革命的导师”，作品有《西方的没落》、《德国的重建》]
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很睿智的观点，他以为无论是器乐还是声乐的演变史，与其说是一种技术的变化，倒不如说是某种灵魂要求的演变史。这种灵魂要求就是源于“罪感”的对神圣的救赎的追求。
正是有许多充足的理由，让很多西方人士对其他文化体系的音
乐抱排斥的态度，1871年出版的《现代音乐史》就典型地代表了这类观点，它称：“音乐史完全是属于欧洲人的。这不是说东方人在过去或者现在没有自己的音乐。但是依我们看来，他们的音乐毫无魅力，没有确定意义……相比之下，欧洲现行体系是最接近真理的。”
西方的宗教是孕育古典音乐的子宫和裹护古典音乐的襁褓。在古典音乐发展的初期，它几乎完全奠基于宗教音乐之上，音乐是教会活动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叙利亚首都的神父们相信，魔鬼尤其害怕教堂的音乐，音乐能有效地驱散邪恶的精灵。11世纪的迈蒙尼德说：“无论谁做祈祷都应使其整个内在的自我趋向上帝，并且决不应忽视采用一种愉悦而甜美的声音。” 古代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奥方斯丁，自述了音乐对其信仰的巩固和深化作用：“每当听到你的那些赞美诗和短歌，我的心房被你的圣堂中一片和平温厚的歌声所融化，我便不住涔涔泪下！这种音韵透进我的耳根，真理便随之滋润我的心田，鼓动诚挚时情绪，虽是泪盈两颊，而此心觉畅然。”
教皇格里高利二世颁布法律明确规定音乐必须成为祈祷仪式中相对独立但又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从浩如烟海的唱诗班歌曲中亲自遴选出“正统的”音乐，把它们收集成册，辑成一本厚厚的《圣歌总纂》，据传说，这本书用黄金链子拴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祭坛之上。
音乐学家斯宾塞还提出：“舞蹈表现的是能量的过剩，这很适合去表现欢乐，但这就不适于表现在后来礼拜仪式中占据大部分位置的崇敬、服从和忏悔。”基督教是世界上有经文的宗教中，惟一一个无宗教舞蹈的宗教，它反对人体，产生的是无人体动作的音乐，音乐主要是依从旋律而非依从节奏去进行的，“基督教作为宗教在倾向上是反对舞蹈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古典音乐有了更专业化、更加纯粹的发展。 西方宗教不仅在创作方面，而且还在传播方面予以了古典音乐深厚的恩泽。 1637年，在威尼斯建立了欧洲第一座商业性的歌剧院；1672年，英国小提琴家、查理二世的乐队队长班尼斯特开始举办系列性的“白衣修士音乐会”，只要花钱就可出席音乐会的历史从那个时候方才算起。在那之前，欧洲还没有面向社会公众的音乐会，百姓要听音乐，只有去教堂聆听，教会场所成为了普通大众爱乐的惟一途径。即使到了现代，西方宗教仍然发挥着传播音乐的重要作用，威廉斯在协助创作了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一本圣歌诗集《英国赞美诗集》之后，也发现了“对于许多人来说，每个圣日的教堂音乐是他们生活中惟一的音乐，而他们的信条对音乐本身来说常常是不足挂齿的”。 中世纪到18世纪以前的作曲家基本上都归属于教会，他们一生都为宗教作曲。古典音乐开始之时，几乎就全部等于是宗教音乐；古典音乐发展之后，宗教音乐仍然是古典音乐的一个重要部分。完全是因为有了“罪感”的心境，所以宗教音乐（古典音乐）能应运而生，而且可以亘古长存，就是到了太现代时，宗教音乐作品仍是层出不穷。 1962年，布里顿写出了《战争安魂曲》，既献给死于战争的人们，更献给战争的幸存者们。《战争安魂曲》是作曲家为了庆祝考文垂市新教堂的落成而写作的。考文垂原来的教堂早已被“二战”的炮火摧毁了。布里顿深刻关注着人类的命运，在《战争安魂曲》中，不仅有常有的布道和说教，还特别用音乐来向世人警告战争的罪恶和灾难。
前几年，西方还出现圣咏热。Angel公司推出了一张激光唱片。封面有极现代化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几个修士僧袍加身，低首鹄立，游于云海之中，背景是云白天蓝。录制的是西班牙圣多明各修追院的修士们平时进行日课式弥撒时所唱之乐。唱的内容是格里高利圣咏，是1000年前的宗教音乐。但其市场反应却十分狂热，一上市就卖出去了几百万套。在美国一家包括流行歌星在内的音像制品销售排行榜上，最高时占据了第三名的位置。受它的影响，许多唱片公司纷纷推出了多种多样的圣咏唱片。 物质文明一日千里，普遍的精神需求总会爆炸。听的需要如此经久不衰，创作肯定也就欣欣向荣。如同伟大的作曲家近乎全部要在交响曲里震天动地一样，他们也都汲汲于在宗教音乐里裁云剪水。 我们把巴赫尊为古典音乐之父，而巴赫的心在天外，“音乐的惟一使命是侍奉上帝”，他认为“所有音乐的目标和最终的动机只能是神的荣耀和精神上的娱乐，别无其他。不注意到这点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音乐，只会有魔鬼般的喧哗”。巴赫把他的音乐奉献给宗教，他的一生仅康塔塔这种形式的声乐套曲就创作了三百多部，其中二百五十首以上是宗教康塔塔，如果教堂每周一唱，可足五年之用。 连贝多芬都倾吐道“上帝，上帝！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哦，我的一切”，“最美的事，莫过于接近上帝，而把他的光芒散播于人间”，“你相信吧，当上帝和我谈话时，我在想着我是一架神圣的提琴，奏出上帝所告诉我的一切”。他的《庄严弥撒》和《第九交响曲》一起成为了他的音乐建筑里两座最高的参天之塔，有同样重要的思想的和艺术的意义。
德国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玛提松说：“因为灵魂，它作为一种精神，是从感觉上被触动的。”音乐作为一门富于魔力、深奥莫测的艺术，它于宗教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任何有关神鬼的祭祀、祈祷、召唤都是歌唱性的，恣意放纵、如痴如醉、回转反复的歌咏和唱诵，促使信徒们在心理上最终达到极端的虔诚和迷狂状态。柴可夫斯基就这样表达过自己：“要想不为我们的东正教会的礼仪所动恐怕是不可能的。我同样也喜爱晚祷。于某个周六在香烟缭绕的乡村教堂中沐浴着日落的余晖，我迷失在永恒的疑问之中：从哪儿来？为什么来？到哪儿去？迷离之中我突然被合唱惊醒，不禁为这音乐的诗意所痴迷。圣殿的大门洞开，歌声泉涌而出时的狂喜使人战栗：‘赞美神的名！’——这些都是我的至宝，是深入我心的欢愉。” 培根说过：“略知哲学，人的心灵倾向于无神论；深入哲学，人的心灵导向于宗教。”偏偏我们对大众的哲学教育一直弄得不伦不类，不深不浅，以至于大多数人真的走到了真正的宗教面前的时
候，其反应往往是不死不生，不清不楚。人一辈子，还是应该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有所信才好。而对我们这些只要遇着信仰都首先表示出比较尊重的态度的“望教者”，宗教音乐更容易带着我们发生起一种似懂非懂的觉醒和一种若有若无的沟通。 梅西安谈到过宗教音乐是信仰者和他们的信仰之间的一种媒介
音乐，它像那些让梅西安如痴如醉的教堂彩绘玻璃一样，是一种独特的装饰性角色，用以产生一种晕眩的感觉，去激起他们的感觉，使他们更加接近于他们尚未了解的奥秘。 梅西安曾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这样讲演道：…上帝以真理的满溢，令我们晕眩’，圣托马斯·阿奎那斯说。这所有的晕眩，是一个伟大的训诫。它为我们指出，上主是超越于文字、思想、观念，超越了我们的地球和我们的太阳，超越了围绕着我们的成千的星球，超越并且外在于时间与空间，和所有紧紧地属于它的事物。它，我们只能透过圣言，体现之于那稣一基督，来了解、感受它。而当音乐的绘画，色彩的音乐，声音—色彩，借着晕眩而颂扬它，它们便参与了这荣耀的美丽赞颂，向上主和基督说：‘它是独一无二的圣，它是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而这造就了，它帮助我们获致了更良善美好的生命，使我们更自在裕如地准备着我们的死亡、我们所期盼之死亡的复活与崭新生命的到来。它们是一无与伦比的‘经过（Passage）’，一优越卓绝的‘前奏（pre1ude)’，通向那无法言说与不可视的事物。 “‘在你的音乐里，我们将看见音乐’ ‘在你的光耀中，我们将听到光’” “孤独”的爱乐者，爱乐至深处，是必然会揍通到宗教音乐的极端乃至走到宗教的大门之前的。因为造成他爱乐的内外因素，和使人萌发宗教情愫的内外因素是相当类似的。在宗教音乐的聆听之中，他接触音乐，也接触宗教，音乐的需要和宗教性的精神需要同时得到了完美无缺的满足。 我现在出去旅游，少不了会带一张宗教音乐方面的唱片，带的最多的是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莫扎特的《加冕弥撒》和布鲁克纳的《弥撒曲No1－3》。记忆最深的，是去西藏那次。 那天暮色已临时，我们走到了波密城外一座寺庙所在的山前。
一条河谷斜穿而出，但只有春水慢流，满眼是嶙嶙乱石，砍下来的原木被先前的大水冲到这里，如今只能横七竖八地搁浅在河道上。 那一片算是宗教要地了，桥两边、路两旁、河两岸，都密密麻麻地插上了经幡，几个僧人还在忙不迭地沿着河谷向前插着，或红或白的长方形布幡上，印着黑色的符号和文字，风吹经幡，猎猎作响。 在微黑的天光之下，置身于声形俱威的经幡之间，有的同伴心中都生出了些许的寒意。而我倒是满心欢喜那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场景，心底微微发热，我那时专门放着贝多芬的《庄严弥撒》和莫扎特的《加冕弥撒》听，虽然那时间上面对的是不同的宗教，但在相信某种超凡脱俗的信仰上面，都有着同样的虔诚。 而我涉足宗教音乐，正是从贝多芬的《庄严弥撒》开始的。 大学里多看了些西方电影，凡有教堂时，那场景总是别开生
面，让我颤动。建筑美轮美免一目了然，不用赘言，最是那管风琴
的轰鸣和唱诗班的咏唱，在你的心的周围回旋着，撩着你向醒悟中
沉浸去。 从“象牙之塔”里出来，一年里头总还有几天冲动着几次哲意，摆不脱神秘对我的牵引。好在是特大城市，迟到年底，圣诞节的气氛总兴得起来。大多数是有文化的年轻人，冒着寒流，买一束花苞微张的冬梅持着，都挤到几个张灯结彩的教堂那里去。夜色中教堂
的塔尖遥指着天上稀疏的星星，教徒们手捧《圣经》，心诚面净，念
念有词；唱诗班穿戴一新，冰清玉洁，她们的歌声在密集的人群中
缭绕，让大家在弥漫的圣乐里倍觉和暖；好些人还习惯和神学院出来的神职人员倾谈一气，有问有答，有论有辩，心心相印。大家把这叫做“望教”。 “望教”这事好玄秘又好动人，其称呼好准确又好模糊。连昆德拉也把他的“望教”写在了《被背叛的遗嘱》里，他说：“我作为无宗教信仰者被养育成人，一直为此而高兴……我那时理解我的信教的朋友们，为声援和激动所驱使，我有时陪他们去望弥撒。尽管这样做，我仍然达不到那种信念，即认为上帝作为一个指导我们命运的存在而存在着。不管这种争论如何，我又能知道什么呢？他们又能知道什么呢？他们肯定自己的肯定吗？我这样坐在教堂里，心里有一种奇怪而又幸福的感觉：我的不信仰和他们的信仰奇特地彼此接近。” 我开始“望教”后没多久，有一年，东下武汉，再经京广线南去珠海。我先回到母校武汉大学，住在一个小我两届的朋友那里，他那时读完美学硕士后正在读佛学博士，现在他已是国内佛学方面的翘楚。我们风雨对床，聊到了下半夜，谈食素，谈灵魂，谈维特根斯坦，轴心在宗教，很来劲。次日我就专门去武昌的书店买了一盘集锦式的西方宗教音乐的磁带，带着它当夜就上了火车，一去就躺在那逼仄的上铺上，眯着眼静默地聆听着。等转到次日，车已到了湖南境内，由窗口望去，山川隽秀，田野葱绿，和还在听着的东西部清美到了一块。整个旅程好陌生、好孤寂，内心却从没那样干净明亮过。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其中一首就是亨德尔《弥赛亚》中的《哈利路亚！》，我当时翻来覆去地听了不知有多少遍，印象最深。所以再后来有一次看奥运回顾的电视片时，见到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幕的场面，那是会场起立，毕恭毕敬，好像正在关注升旗还是点火炬什么的，而高唱入云的音乐正是《哈利路亚！》，那一瞬间我是惊悸起来了！这不是宗教音乐吗？为什么不能是宗教音乐呢！我从此对宗教音乐又多生出了一层感情。 刚开始用起激光唱片的时候，我没忘买一张宗教音乐，只不过还是片断集锦，所以没有特别上瘾。听音乐听片断很不好，这是我专心专意地听了几年后的心得。你不妨试试，把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全部听完和只听它的第四乐章《欢乐颂》，感觉到底有什么不同？那最终的激奋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甚至于可以说后者根本就没有真正激奋起来——不和贝多芬一道有终有始，竭思尽虑，出生入死，就自以为也已超凡人圣，那简直是虚妄之谈，不仅欺人，而且自欺！从片断听来的“激奋”确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起点不高，高度也低。听足本是需要时间，而好多人都要叫嚷现代人太忙活，其实这不过是遁词。只要爱乐有心，处处有时，时时可以入耳，并非非得要正襟危坐才能进入状志。 爱乐的趣味总是一阵一阵的。我先前不大喜欢歌剧和室内乐，先好听交响曲，后来又偏爱协奏曲，再后来又变回交响曲为主、协奏曲为辅，因为还是想“深重”一点，因为我自己的心似乎总是轻松不起来。直到把交响曲也听得差不多之际，我已感到了要全副身心地扑往宗教音乐的时候到了！思想、向往、乐感一并瓜熟蒂落，就剩下选曲目、唱片了。那个时间节点上，把贝多芬听得最神，贝多芬全部的交响曲、钢琴协奏曲、序曲、小提琴协奏曲、六首钢琴奏鸣曲，已藏在我的心底。宗教音乐也就从贝多芬开始吧！ 我跑了几次，买到了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版本，是德国唱片公司的“小双张”，唱片封面是一派的天蓝色，那是逆光的视向，四角处的白云亮晶晶的，太阳的光芒以数条射线样散放开来，看得我心情开阔。卡拉扬在DG公司录过两次《庄严弥撒》，以1966
年那版最好。那时卡拉扬正当盛年，领唱的四位歌唱家也都是顶端
的人物。《庄严弥撒》确实需要歌唱英才，它很不好唱，曲如其人，贝多芬一向鲜明的英雄主义气概和深沉的宗教情怀都一同铸在了《庄严弥撒》之中，他意欲表达的东西太多太重了，涨得鼓鼓的，所以一决口就洪波奔腾，冲天戳地，“一日千里无难”。人声的音域极广，音量的变化极大，把人声往极限处用，以至于当时的女高音部禁不住地要告诉贝多芬：“女高音独唱部分简直是在暴君的支配之下。” 《庄严弥撒》和当时教会习惯的比较平稳的音乐有着一定的距离。这就是英雄的贝多芬！连海顿都因此觉得贝多芬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信徒。海顿戏说贝多芬是一个“不信派”。虽然贝多芬计划出版时，只有七个人向乐谱商预定，但英雄总是走在时代前面的。近两百年了，著名的、又容易买来听到的弥撒曲中，还是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最紧张揪心，最宏大豪放，感染力最普遍。 我很尊崇“发自心灵，但愿也到达心灵”这向导般的精言妙语，爱乐的效力到了这般的境地，夫复何求？这话就是贝多芬说的。“为了创作真正的宗教音乐”，贝多芬“要从头到尾阅读僧侣等人所有的赞美诗，要在最正确的译本中研究诗节，连同天主教的一切诗篇以及一般歌唱里的完美的诗体”。在《庄严弥撒》中，贝多芬“带着虔诚的心情”，希望在大家内心深处“唤醒宗教感情并使这种感情永远存在于他们的心灵之中”，好同“我们时代的一切冷酷”抗衡。贝多芬一心一意，刻肌刻骨，耗时四年，以至于没赶上用于他的至交、也是他的保护人鲁道夫大公领受奥尔兹莫地方大主教的封立仪式。而在贝多芬在世的时候，《庄严弥撒》也从未进入教堂演唱过，因为它的极度豪放与宏大让当时的教堂瞠目结舌，无所适从，而且“作品中渗透的深刻的宗教热情，采取了像一个伟大崇高的天才同他的创造者进行着极为密切的神交那样的形式。仪式、祭司、礼文以及教会全部形式的和表面的套头，都被远远地抛到后头去了”。但它在其他场会的演出即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伽略金侯爵在彼得堡组织了大型的演出，并很快给贝多芬写去了洋溢狂喜心情，又充满睿智见解的评价：“整个作品确实是一座美丽的宝库。可以说，你的天才已遥遥领先了几个世纪，而且从这部作品中充分体验与享受到它的全部之美。听众中可能缺乏知音，但后代子孙将会比你的同时代人更加敬重你、纪念你。” 《庄严弥撒》祈祷上帝，企求怜悯，超世越俗，神圣庄重，底里又附丽着贝多芬壮盛充盈的英雄气息。天人合一，动情移性。贝多芬在上帝面前匍匐致敬，我们再在《庄严弥撒》面前匍匐致敬。 瓦格纳称赞“《庄严弥撒》是一部最具有真正贝多芬之魂的纯交响性质的作品”，连贝多芬自己也极感欣慰他说：“我刚写完了一部庄严弥撒，我觉得这是我最高、最完美的一个成就。”而伟大的指挥家富尔特万格勒［1886～1954，德国著名指挥家、作曲家」则一直避开指挥《庄严弥撒》，因为他认为那是人世间最伟大的音乐，他还不配去诠释它。 我买的那张“小双张”上，还有莫扎特的《C大调第16弥撒》（加冕）。我也是情有独钟。《企鹅激光唱片指南》对这两部弥撒都有保留地给予了“三星”评价。两部著名的弥撒曲集于一盘，一个是贝多芬的，一个是莫扎特的，确是相得益彰，甚至说得上物华天宝。 莫扎特是把弥撒当做“天使的歌剧”去创作的，他写过近20部弥撒。《加冕弥撒》是莫扎特1779年创作的，据说，古人朝圣时寻觅到一帧圣母玛利亚像，把它供奉在莫扎特家乡萨尔茨堡北部的一座教堂里，从1751年开始，萨尔茨堡就一年一度地举行圣像加冕仪式，莫扎特的《C大调第16弥撒》就是为这个庆典仪式谱写的。 有学者研究，莫扎特在后来的歌剧《女人心》和《费加罗的婚礼》当中，还分别取用了《加冕弥撒》里的《慈悲经》和《羔羊经》。
相比之下，我觉得，贝多芬《庄严弥撒》的情感发展更为广阔，变化也更为深刻，有全程感，即是我感到了一种比较完整的心理运动。对这种“全程感”，似乎还可以准确解释为：我们听到了贝多芬还有“思考”。而莫扎特的《加冕弥撒》整个地为“信仰”的因素所占满，他唱颂的是幸福而且亢奋的心理片段。《加冕弥撒》完全为温和与甘美所浸润，我自始至终联想到的，都是一片明媚的阳光，它从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透进来，和气致祥，耀得人心亮堂堂的。 和上面两部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弥撒不同，布鲁克纳的《弥撒曲Nol一3》具有另一番风味。曾任过国际布鲁克纳协会主席的约胡姆，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和会唱队进行了卓越不凡的演绎，录成了一张经典唱片，《企鹅激光唱片指南》毫不迟疑地把“三星带花”“奖”给了它。录音唱片现在又收入德国唱片公司的“大师原版”系列，几乎随处可见。
听布鲁克纳，我首先听的是《第七交响曲》（英雄），跟着是《第四交响曲》(浪漫主义）。这两部交响曲既是布鲁克纳风格的典范之作，比起其余的几部交响曲，又还是相对容易“入耳”的。而第三道我就啃上了《弥撒曲Nol－3》。谈得上“啃”，就意味着进入比较艰难。看约胡姆指挥的那张唱片说明书的封面：在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上，画着三个出家修道的女子，用笔简约，着色素淡，而人物表情肃穆寂静，就仿佛在预示着一种极为和谐和深刻的音乐状态。作为布鲁克纳的纯粹宗教音乐作品，其艰深可谓是双重的。布鲁克纳是一个方
听布鲁克纳，我首先听的是《第七交响曲》（英雄），跟着是《第四交响曲》(浪漫主义）。这两部交响曲既是布鲁克纳风格的典范之作，比起其余的几部交响曲，又还是相对容易“入耳”的。而第三道我就啃上了《弥撒曲Nol－3》。谈得上“啃”，就意味着进入比较艰难。看约胡姆指挥的那张唱片说明书的封面：在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上，画着三个出家修道的女子，用笔简约，着色素淡，而人物表情肃穆寂静，就仿佛在预示着一种极为和谐和深刻的音乐状态。 作为布鲁克纳的纯粹宗教音乐作品，其艰深可谓是双重的。布鲁克纳是一个方就需要调整我们的体验角度，否则我们的耐心经不住考验。我后来看到，有一位外国的研究者有着和我一样的理解，他把布鲁克纳的技巧理解为一种“韧性”的表现，理解为一种逐渐“平定”的过程，最终成为一团“宁静之火”。布鲁克纳音乐的本质，是用音乐解决了各种障碍，是一种“清除”。 弥撒曲是一种重要的宗教育乐形式。因其应用的不同，宗教育乐主要分为三种：供教堂礼仪使用的是弥撒、诗篇、圣母赞主曲。赞美诗等；也在教堂中用，却不属于任何仪式的是圣咏、经文歌、圣母颂等；不在教堂内使用，而具有戏剧性因素，并借以抒发宗教情感的是受难曲、清唱剧、神剧等。 广义上讲，任何以宗教信仰为主题的音乐都是宗教音乐，而从更广义讲，我认为任何可以扬善抑恶的音乐都是宗教音乐，因为，它起到了宗教音乐乃至宗教本身的一种作用，它达到了宗教音乐乃至宗教本身的一种目的。 公元4世纪的瓦西里写道：“诗篇是宁静的灵魂、和平的决断；它能安抚混乱起伏的思绪……诗篇带来友谊，融会分裂，调停敌对。谁会把自己遗言赞美上帝的人看做仇敌呢？因此……只有使民众在会唱中和谐一致，唱诗才能带来一切美善与慈爱。”
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塑造了代表恶势力的犹太商人夏洛克的形象，残暴的夏洛克讨厌欢快的音乐，莎士比亚在第五
幕一场中，借罗伦佐之口说：“一个人灵魂里没有音乐，或不被甜蜜和谐的声音所感动，这种人擅于为非作恶，使弄权谋，他的灵魂的冲动像夜一样昏沉。” 莫里哀相信：“如果每个人都学习音乐……那么，世界和平就指日可待。” 据说，晚年的梅纽因“先天下之忧而忧”，他每个星期都要向
《经济学家》周刊编辑部写信，频频献上拯救我们所在的不堪世界
的良策，而其良策竟是让纷争者们坐在一起弄艺术，尤其是音乐。这条路走得通吗？为了看世界足球大赛，内战双方暂时挂起免战牌，这事是有的。中国古代，子渐在单于鸣琴治邑，也非虚构。所以，“这条路”还是有构筑成功的可能。 1937年，在美国加利福利亚的一座监狱，为那里的犯人专门举办了钢琴音乐会，监舍中间广阔的操场上，密密麻麻地坐看好几千人，一个挨着一个的光头凑成了一幅颇有视觉冲击力的图像，美 丽的旋律唤起了那些囚犯的思乡念家之情，而代表了上帝意志的纯净高贵的音乐，无疑可以感化他们其中一些人迷途的灵魂。
音乐的扬善抑恶的教化功能在当今世界“显灵”的最好见证，则发生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悉尼市。报道称，悉尼市内的火车线路密集，车站多达130多个，长期以来，线路、车站内的青少年流氓行为、犯罪行为层出不穷，他们毁坏站上的座椅、电话，抢劫乘客。调戏妇女，乱涂乱画，仅是修理被破坏公物的修理费用，每年可达1000万元到1500万元。碰巧铁路局长也是个爱乐者，万般无奈之际，他开玩笑地提出用古典音乐去制服流氓。他们先随机选了5个车站做了6个星期的试验，在月台上播放贝多芬《月光奏鸣曲》、莫扎特《魔笛》、巴赫《勃兰登堡协奏曲》、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等，效果很快产生了，常来捣乱的青少年日渐减少，这几个车站被破坏的情况锐减了75％，往年同期它们要耗去8000多元的修理费，现在只要不到2000元，减幅也是75％。而在对乘客的调查方面，69％注意到了在放古典音乐，50％认为对所有乘客的行为都有规范作用，66％希望继续播放下去。铁路方面深感意外又大快人心，已决定要在全路“普及古典音乐”。
我的信念一直是：音乐未必确能改善社会，但她确能改善个人。德国浪漫文学的代表人物瓦肯罗德写罢《一个热爱艺术的僧侣的内心倾诉》，也并没有奢望艺术的法力无边，而只是坚信“它会在某些心灵中唤醒美好的思想”。 音乐的神奇作用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结构里发生的，甚至可以说是在一个瞬间以顿悟的形式加以实现的。别尔加耶夫“也批评音乐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由于音乐，欧洲的资产阶级得以很快地、无任何努力而只用20法朗便可进入天上的世界”。对我们大有裨益的是，他那样的硕学大儒虽然做出了有失公允的议论，但他的确洞见到了爱乐的一种奇妙特性并将之相当形象地诉诸笔端，那就是，音乐能在瞬息之间推动人在内心深处激起道德的涟漪甚至掀起善的波涛。 我不想急急地隔着数十年和千万里，而去穷究“20法朗可以听到什么样的曲目？”、“欧洲的资产阶级是如何进入天上的世界的？”我首先就能完全可靠地知道我自己，首先就能完全可靠地剖析一个爱乐者——当我听贝多芬的《基督在橄榄山上》的时候（耶酥被捕前，耶酥、彼得和赛拉芬的三重唱那段）；当我听马勒《第一交响曲》末乐章的时候（“从地狱到天堂”的过程中小提琴清朗如歌那段）；当我听布里顿《安魂交响曲》的时候（《安息经》开始那段）；当我听李斯特《但丁交响曲》的时候，（最后女声合唱《圣母颂歌》那段），我的心房总会有几下异常的颤动，身体总会有轻微的战栗……我都能感受到心中可以涌动的杂念恶欲瞬间荡涤而去，胸腔徒然变得无比明朗、无比澄净。对那些段落的反应几乎成了一种铁律——就是在那样奇妙的瞬间，音乐的伦理力量猛然击中了我的灵魂；就是在那样奇妙的瞬间，我“在进入天上的世界”。尽管爱乐体验是相当私密、相当个人化的，但我竟然还是为自己找到了另一个具有高度同一性的体验例证。霍洛维茨曾回忆到，他的好朋友拉赫玛尼诺夫每每为李斯特的《但丁交响曲》发狂，“结尾使他陶醉。最后合唱进入时，总是见他泪流满面”。不过，采访的记者和霍洛维茨在这个问题上都显得很“小儿科”，记者说：“那可是最差劲的一段。”而霍洛维茨干脆把拉赫玛尼诺夫的那种表现归结为“他有时很滑稽”。拉赫玛尼诺夫当是“在进入天上的世界”，但霍洛维茨他们还在就音乐谈音乐，就技法讲音乐，全然不知拉赫玛尼诺夫的心。 音乐“把我的灵魂引出了它的躯壳。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去追求那些伟大和庄严的东西”，瓦肯罗德
很早就揭示了音乐和德育结合的可能与现实，揭示了音乐从正向激发人的精神性的可能与现实。音乐表现出了扬善抑恶作用，虽然这其中的作用机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也一时得不出圆满的解释，但它那神奇的、巨大的效果，却已是不争的事实。 爱因斯但说过，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就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体验不到它，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让我们在音乐中体验善的增长和恶的消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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