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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人之变易
爱乐可以使复杂的人清晰起来。精神的发达往往是和物质的
落后相映成趣的。“不完整”的作曲家，其作品却是“完整”的。
帕斯卡尔说得好呀！——“人是怎样地虚幻啊！是怎样地奇特、怎样地怪异、怎样地混乱，是怎样的一个矛盾主体、怎样的一个奇观啊！既是万韧的主宰，又是地上的蠢材；既是真理的贮所，又是不确定与错误的渊薮；既是宇宙的光荣，又是世界的垃圾。”
人确实是很复杂的，是让人爱，也引人恨的一种生命存在。一生中都在变化，在量变中和质变中变化。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只要一息尚存，都能根本变化，都是变化莫测。
爱乐有助于变化，像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里老和尚用敲木鱼的棒不时地敲姿三四郎的头盖一样，点醒他。人的变化有时候很混乱，错综复杂，想变得好点，自觉点，的确需要一根棒子。 我有时很惊诧。虽然物质决定精神，精神的发达却往往和物质的不发达有天悬地隔的反差。杜甫做出了“文章憎命达”的结论。欧阳修［1007一1072，北宋文学家，著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等]写道：“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伏尔泰[1694一1778，法国思想家，18世纪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著有《哲学辞典》、《风俗论》等]就相信古人比他的同代人更有智慧，“古时的智者是巨人，而我们只是矮子，不同的是我们坐在他们的肩上”。梅纽因发现了以色列“两千多年来没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但我们犹太人仍然活了下来。大屠杀和宗教迫害只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忍，没有什么好保卫的，我们因此变得更加灵活，更有韧性；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思想、语言、金融、数学、音乐这些抽象的范畴里更有作为，而不必受迟钝的形而下物质的限制性法则的束缚”。 古典音乐基本的东西早在200年前就由巴赫、海顿、贝多芬、莫扎特他们完成了。至于哲学里的人生论那部分，只说中国，早在2000年前就由先秦诸子百家基本完成了。按照《汉书·艺文志》的统计，“百家”有103家，并不是一个浮夸的虚数，足见学术之鼎盛、思想之繁荣。那时有什么物质呢？只说一般的，水、电、气？三通、七通？都没有。要是现代人放回去，肯定活不了。俱精神登峰造极。出世与人世、命与非命、兼与独、损与益、欲与理，哪一点没有闪出火花？我们2000年来的生活早都被那些学说划出了轨迹。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得到自己的轨迹，寻到自己的指南。 恐怕没有一个人不真心想热爱和珍惜生命的了。但怎样热爱、怎样珍惜，从古到今，“指教”很多，“榜样”很多。法国巴黎有一个调查，问年轻人：是愿意像戴安娜［1960一1997，英国王妃，死于车祸。生前积极支持国际慈善活动，感情生活比较复杂］那样轰轰烈烈地只活37岁呢，还是平平实实地过上73年？结果91．6%的被调查者愿意学习戴安娜，以为那样“重于泰山”。但卡列拉斯似乎就爱“轻于鸿毛”了。 当世三大男高音站在一起，卡列拉斯最矮、最瘦，头最光。不过我觉得也是他最可亲，他给世人的第一印象是他显得更质朴、更实在。不像帕瓦罗蒂，花花哨哨的，还搞假唱。卡列拉斯唱得最朴实、最动人的，莫过于《天神之粮》了。那是毫不装腔作势、毫不晔众取宠的弗朗克［1822一1890，比利时作曲家，主要作品有《D小调交响曲》、《交响变奏曲》等］为男高音、管风琴、竖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写作的作品，不过4分多钟，却已把他涵养纯粹而又独立不群的个性与深思冥想的音乐基调展露无遗。卡列拉斯1984年录音中唱出的那份沉稳、那份绵和与那份恳切，可以说达到了精金良玉、空谷足音的程度。也许没有其他人可以赶超了。
令喜爱卡列拉斯的爱乐者深感痛惜的是，正当他事业如火如荼时，厄运却擒住了他。1987年，在拍摄歌剧《波希米亚人》电影版时，他被诊断患上了白血病，活下去的希望只有十分之一。但卡列拉斯一心想勇敢地活下去，他常常借助歌唱来减轻治疗的痛苦。值得庆幸的是，得益于汤玛斯医生的革命性治疗，仅在一年以后，卡列拉斯便起死回生，并奇迹般地重新开始了演唱生涯。1988年7月2I日，卡列拉斯在巴塞罗那演唱了一场加泰隆和意大利民歌音乐会，包括西班牙王后在内的15万听众，惊喜交加地欢迎他不可思议的重归。而汤玛斯医生因其在白血病研究中取得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进展，获得1990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卡列拉斯的身体康复和重返舞台，还直接孕出了“三大男高音”的音乐盛会。从1990年7月7日的罗马世界杯之夜到2001年的北京申奥演唱会，这ll年中卡列拉斯、帕瓦罗蒂和多明戈共举办了“三大男高音”音乐会30次。它的起源正是帕瓦罗蒂和多明戈作为好友出面组织音乐会为卡列拉斯庆贺。1994年7月16日，美国洛杉矶的世界杯之夜，现场挤满了6万听众，还有全球的1亿观众收看了电视转播。 但复出以后，卡列拉斯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不仅以自己的名义成立了卡列拉斯国际白血病基金会，大力支持对白血病的研究，而且不再一年里为自己安排几十场音乐会。他常常引用耶稣的一句名言：“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何益处呢？”和那些九成以上的戴安娜的崇拜者背道而驰。 人上一百，真是各种各色。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你是怎么样的人，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只选择一种哲学。选择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在托尔斯泰的《复活》里，聂赫留多夫先诱好了玛丝洛娃，后来良心发现，竭力拯救己堕人烟花之地的玛丝洛娃。坏是真实的，惭愧也是真实的，不然，“复活”怎来？只有一种哲学吗？断不可信“只有一种哲学”。有腐朽的享乐主义，后来又良心发现，受道德的驱使。 就是托尔斯泰自身，也可以讲是复杂的信仰和实践的复合体。 一位叫R·肯特·休赫斯的美国牧师和作家采访了27位有影响的基督教领袖，请他们列出除《圣经》以外影响他们最深、最特殊的书，被他们反复提及的就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而爱乐者有更多的理由对托尔斯泰给予更特别的关注。
活力四溢的托尔斯泰，也在古典音乐的地域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听过贝多芬的《克罗采奏鸣曲》，大为感动之际，他写出了与乐曲同名的中篇小说，里面触及音乐，头头是道，有声有色；他能弹钢琴，会吹长笛，还写过圆舞曲；他还系统研究过音乐理论和音乐历史，而他学习演奏钢琴不久，便开始写一本《音乐基础和学习音乐的规则》。这是他的一种本性使然：一旦他被某个领域、某种事物深深吸引住了，他就想写一本关于它们的书，或者着手尝试进行一连串根本性的变革。 托尔斯泰对许多音乐作品的评价入木三分，首屈一指的当属他对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的感受。1876年年末，钢琴家、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为了向远道而来的托尔斯泰表达敬意，专门举办了一次音乐会。当乐队演出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时，初听到那浅吟低回、哀彻祈求的音乐，大文豪竟至于落泪赞叹：“我己接触到忍受苦难的人民的灵魂深处了。”柴可夫斯基10年后也不忘在日记上记上：“当时，我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并深深为此而自豪。这样的感受，我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再有了。” 托尔斯泰的名作对古典音乐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根据苏联1978年第16期《音乐生活》的统计，“音乐史上有著名歌剧近30部、舞剧6部、管弦乐及管弦乐伴奏的声乐作品7部、器乐曲14部以及30余首歌曲及浪漫曲”取材于托尔斯泰的小说及其他作品。 托尔斯泰在好多重大方面的矛盾都太巨大了。就比照着他笔下聂赫留多夫说吧，托尔斯泰才19岁时，就“给自己制定以下的规则，把女人的陪伴看做是无法避免的社会的罪恶，要尽可能地避开她们”，而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做到，妓女、村姑、自己的女农奴、吉普赛女郎，甚至于他母亲的女友，都成了他发泄情欲的对象。 他25岁时，在日记里惶遽地写道：“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自承自己的性欲望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不能没有性生活，直到81岁为止。他的日记毫无保留地记录下了那些性生活的细节，同时又不停地自我谴责，并捎带着对那些女性的憎恶。 被人称为“道德侦探”的保罗·约翰逊据此认为：“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私人生活同他们的公开形象是不能分开的，一个可以帮
助解释另一个。”托尔斯泰希望创立一个新宗教来改造世界，“但无论从道德方面还是从智力方面来看，他都没有完成这些任务的资
格”。 这确实是一个恼人的问题，我是这样来看的。叔本华讲穿了，“人一方面是欲求的激烈而盲目的冲动（由生殖器这一‘极’作为其
焦点而标志出来），同时在另一方面又是纯粹永恒的、自由的、开
朗的主体（由大脑这一‘极’标志出来）”。在托尔斯泰那里，矛盾得
到了“极性化”的展开，人的两种基本元素在他身上没有得到和谐
的融合。他在意识中，的确是心仪和敬奉“纯粹永恒的、自由的、
开朗的主体”，但他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可以控制住、镇压下“欲
求的激烈而盲目的冲动”。正是那种背离，使他体验了心理上和生理上巨大的落差。 可以认为，托尔斯泰的道德说教并不是虚伪的，并不因为他实
际上也没能达到他的说教所要求的理想状态，他的道德说教就是虚
伪的。相反，他的说教可以现身说法为基础，正是他经常为之苦恼、悔恨的生活行为，成为他不断要求净化与升华的渊源，他的道德说
教更可能有真实性。他的说教对象是大众，也是他自己，甚至于首先是他自己，只不过他自己还没有首先被说教成功。这种“言行不
一”，不能简单地当做“挂羊头卖狗肉”去唾弃。那些极个别的、利用宗教饱尝淫欲的“言行不一”者，其说教才和其道袍、袈裟一样，彻底是一种幌子和伪装。 作为精神和物质的奇妙结合物，作为灵与肉的奇妙结合物，作为“兽性”和“神性”的奇妙结合物，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实在是太大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精神、智力的不足使一些人落为做牛做马的奴隶。至于处在另一极核心地位的性的需要，有的人可以在“海量”水平，“一日多餐”，不能餍足；有的人“绝食”一个月，也若无其事。这是有实证调查作为支持的。日本有人研究出一个结论：精神活动十分活跃的人，其性的需求度一般也相对较高。难怪保罗·约翰逊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卢梭、萨特、雪莱、罗素、海明威、布莱希特、托尔斯泰他们那里，捉住“这些知识分子在两性关系上大多谈不上任何道德”。 差异、组合的差异，决定了一些人很容易做“良民”，遵纪守法，不费吹灰之力；也决定了另一些人“难于上青天”，他们注定要成为文明与本能搏斗厮杀的战场，而精神力量要与之决战的，有时候是比它还要暴烈得多的物质性力量。无论怎样，托尔斯泰在“战场”上的落败，即使不是有意地遵循了某种哲学，恰恰相反，他要遵循的哲学本是要帮助他获得胜利的哲学，但真实地发生了的事实，能够成为另一种哲学可以解说的客观现象。 自我选择确实是天大的难事。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菲是这样权衡的。信念总是高尚的，但放之于复杂的处境，便有了复杂的实践。江姐关在渣滓洞里，军统特务往她的鼻子里灌辣椒水、向她的手指钉竹签，她都挺过来了，最后徐鹏飞要剥光她的衣服，她也没被这对女性的最可怕的侮辱所吓倒。而在埃及的电影法，不费吹灰之力；也决定了另一些人“难于上青天”，他们注定要成为文明与本能搏斗厮杀的战场，而精神力量要与之决战的，有时候是比它还要暴烈得多的物质性力量。无论怎样，托尔斯泰在“战场”上的落败，即使不是有意地遵循了某种哲学，恰恰相反，他要遵循的哲学本是要帮助他获得胜利的哲学，但真实地发生了的事实，能够成为另一种哲学可以解说的客观现象。 自我选择确实是天大的难事。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菲是这样权衡的。信念总是高尚的，但放之于复杂的处境，便有了复杂的实践。江姐关在渣滓洞里，军统特务往她的鼻子里灌辣椒水、向她的手指钉竹签，她都挺过来了，最后徐鹏飞要剥光她的衣服，她也没被这对女性的最可怕的侮辱所吓倒。而在埃及的电影《走向沼泽》中，一位“红色分子”在严刑酷打下一直保持了坚贞，但最后不堪接受其女友即将再被狱卒当面强暴的局面，低头招供。 如何评论他的这种选择，我觉得这时心乱如麻。
由于在瞬间的处境、需要、动机不同，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执行着不一样的哲学，不断变化、切转，置换、出入。也就像茨威格「1881一1942，奥地利作家，尤擅人物传记。著有《三大诗人》、《象棋的故事》等」在一部传记中所写的那样，“他像电流一样，一会儿与乐观主义者，一会儿与利他主义者，一会儿与悲观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接通和断开，能够吸收和排除所有的见解和价值”。“情变机异”、“移步换景”，也都可以当做是这种“瞬间哲学”的通俗讲法。运用“瞬间哲学”，上面提到的很多复杂现象能够得到解释。
瞬间，可以发生于一刹那，包括一刹那，如地震刚停，惯盗恶匪也只想到救死扶伤。而不仅仅指一刹那，如有人对“希望工程”的支持持之以恒。“一刹那”可以不断放大，乃至天、月、年、大半生。像一点金，可延展为很长的箔条。“瞬间”划分得越细，越没有延展，就越接近真实。 当变转太过频繁时，捉摸不定，甚至如大多数一般人一样，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哲学倾向，然而“思想”的运用往往却是多种多样的、很大数量的，尽管不大深刻，但相当生动；当不存在变转时，那人基本就是一种“哲学”的“物化存在”，像高僧的修炼，当然高僧也有破戒的时候，《天龙八部》里的玄慈住持还生下了虚竹。但可以说，“不破不立”，这才是真高僧，虽然“完整性”上受到了破坏。
比较放纵，可能是艺术家的通例。甚至于王尔德为此张目道：“艺术是世界上最严肃的事业，而艺术家的生活却最不宜严肃。”但总的看来，音乐家们的情况还是要好一些。这也许和他们的创作对象、创作方法最为抽象有关。画家要画裸体，文学家要描绘性爱过程，对象和方法部是“刺激”的，他们本人就受“刺激’’，甚至“刺激”要靠他们制造。作为性的积极主动者，男人每半小时脑海里就会闪过性的念头，而男人主要靠视觉刺激“性念”，所以“打黄扫非”主要对象在图文、图像出版物。而作曲家以声音作曲，其创作的对象和方法都离“刺激”比较远，想制造“刺激”也很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确要称赞音乐是纯洁的艺术。事实上，我们要找一部其内容直接和性爱挂上了钩的音乐作品，的确有如大海捞针。能够实际接触到的，可能首推《家庭交响曲》了。理查·斯特劳斯自告奋勇，勇敢地违背了常规的高雅格调。 理查·斯特劳斯始终认为，写自传是每位艺术家的第二天性。创作《家庭交响曲》的动因，就是他感叹到：“想不通我为什么不能写一首关于我自己的交响曲，我发现我自己简直同拿破仑或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有趣。”结果他谱出了《家庭交响曲》，完整描绘了他和他夫人以及儿子在家里24小时的生活情况。尽管斯特劳斯一再要求严肃看待《家庭交响曲》，“还有什么比婚姻生活更严肃的呢？”“结婚是生活中最严肃的事情，孩子的出世加强了这种神圣结合带来的幸福。生活自然不乏可笑的一面，我把可笑的一面写进这首作品，是 异于常规的事例，并不只体现在感情生活、两性关系上的变化无常。在思想及实践上变化莫测的名人，也很容易找到彰明较著的例证。古典音乐史上的代表就可以推举出瓦格纳。 瓦格纳的传记作家纽曼说，瓦格纳“充满了过于旺盛的活力，是正常的道德观所难以控制的，但他始终以移山倒海的信仰相信自己，最终完成了一个圆满而完整的人生以及对人类的征服，使他的一生更像传奇而非现实”。 这位德国作曲家是乐剧的创造者，他将音乐、诗、戏剧、美术融为一体，组成了新的综合艺术。他的才具的综合性，也可以称得上古往今来的作曲家中的第一人。瓦格纳著作等身，集为十卷大本，可能是撰写论著最多的作曲家。他既有革故鼎新、追求进步、批判腐朽的社会现象的一面，又有敌视生活、心仪神秘主义的一面。他集各种矛盾于一身，这种综合性也是最典型的。他的一生中，对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互相对立的运动都热情接触，积极参与。1849年，他甚至参加了德累斯顿五月起义，卷入了街巷战斗，事败后被通缉，向瑞士逃亡中又很快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最后公开悔过，求得了赦免。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这点上，世界上存在过、正在存在、将存在着的每一个人都不能避免。甚至说得不客气点，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他既是“好人”，也是“坏人”，不过比例不一样罢了。“好”，只是“好人”的主要特征；“坏”，也不是“坏人”的全部特征。著名的心理学家荷尔「1844一1924，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的开拓者」甚至说：“心理发展的规律似乎是，必须多少做点坏事，才能释放出更高的约束能力，并不断加以使用，使能克服卑鄙的本能为止。” 我们不必分心去下“不完整”究竟是推进了还是消退了作曲家的艺术创作的结论。伟大的音乐作品已然明摆在那里。永远相对独立着，纯洁地独立着，洁白无暇地独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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