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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透视
没有觉悟的人生和社会是在走着死亡的道路，西贝柳斯音乐的伟大植根于对至大恐惧的体验。爱乐者的唱片收藏体系切合着他个人的人生命运。 古典音乐不仅能把人的情感带上最高峰，而且也能使人走出心理的困局。也只有当古典音乐成为了人突破限制生命的种种束缚之后的理性之曲和欢乐之歌的时候，她才是最完整的艺术、最实用的艺术和最值得赞美的艺术。 在这方面，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是特别动人的。 为什么阿赫玛托娃要在献给肖斯塔科维奇的诗中把音乐写到墓地那里去？那是肖斯塔科维奇经常受到猛烈批判，人人畏而远之。 肖斯塔科维奇寓所里挂着阿赫玛托娃的画像。这位伟大的女诗人的一生也是悲惨的。“我的丈夫在坟墓里，我的儿子在监狱里”，说这话的时候，她神伤意碎，声音呜咽。而她自己在斯大林时代被批为“资产阶级贵族女诗人”、“半个娼妓半个修女”。她1966年死了。但历史最终把皎洁还给了这轮“俄罗斯诗歌的月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将1989年命名为“国际阿赫玛托娃年”，以此在世界范围内隆重纪念这位大诗人的百年诞辰。 阿赫玛托娃在生命的后期曾说过：“青年时代我偏爱建筑和水，而现在则更喜欢音乐和土地。”因为像她在另外一首诗中吐露的那样， 音乐与我分享过静谧。 世上无人比它更善解人意。 它常常带着我走向 我生命的尽头。 在阿赫玛托娃那里，音乐既是安慰者，也是能将人带入另一个世界的导航者。所以，她爱乐，更用诗为音乐讴歌。 阿赫玛托娃把诗献给音乐，而音乐家们用音乐来献给诗人。阿赫玛托娃本人写有长诗《安魂曲》，连肖斯塔科维奇也尊敬它，认为它是“恐怖年代的所有受害者的纪念碑”，并表示非常愿意把它谱写成音乐。结果是季先科［1939～，苏联作曲家，作有3部交响曲等」这位肖斯塔科维奇的学生，很快在阿赫玛托娃死后两年写出了《阿赫玛托娃安魂曲》，既是对阿赫玛托娃个人的怀念，也有悼念斯大林大清洗时代干千万万的受难者的意味。肖斯塔科维奇给予了《阿赫玛托娃安魂曲》极好的评价。肖斯塔科维奇认为在阿赫玛托娃的原作中，他感到了一种对命运的屈服，而“季先科使《安魂曲》具有了我认为它所缺乏的东西：抗议”。 肖斯塔科维奇被意识形态折腾得七零八落。形格势禁，他一样有违心的、平俗的、做作的音乐表示，拿米兰·昆德拉的话讲，“为了赎卖他的颇有难度的音乐，他为当时制度的需要制造了些愚蠢的货色”。更有甚者，连《见证》都不敢在自己在世时发表。 其实，对《见证》的真实性一直存在看争议。对这个问题，我觉得阿诗肯纳吉的看法是相当中肯得当的。他说：“虽然我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他说书中句句都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原话或原来思想。可是，作为一个在苏联生活过，亲自见过肖斯塔科维奇几次，苏联的音乐气候和社会气候的人，我认为它是一本很真实的书。” 但比《见证》的真实与否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最根本的东西在肖斯塔科维奇那里艰难地得以保持，那是千真万确的。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是极其挺拔的。法捷耶夫［1901～1956，苏联作家，曾任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著有《青年近卫军》、《毁灭》等，后自杀」在日记中写到：“《第五交响曲》的终曲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另一位著名文学家A·托尔斯泰［1883～1945，苏联作家，主要作品有《苦难的历程》、《保卫察里津》、《彼得一世》等］感谢它“慷慨地给世界播撒了如此伟大的声音和理想”。 《第五交响曲》又名《革命》。特别要注意第一乐章，到了中程，一大阵阴暗暴乱的声音造成浩劫，钢琴的声音像践踏的脚步，整个音乐形象寓意了万劫不复。几近静默后，在赢弱和有些颤抖的弦乐衬托上，一股优美和着惨淡的长笛勇敢地吹了起来。什么叫伟大？这就是——“良心不死”。如火荒后的残存，挣扎着向上，它探望，它找寻春风。 我们听肖斯塔科维奇的《革命》，禁不住要击节赞赏，掬泪同情。更重要的，是要扪心自问。 肖斯塔科维奇在《见证》中私下说了真话：要写勇敢的乐曲，之所以勇敢，在于它的真实，作曲家在其中表达了真实的思想。 贝多芬说的更高：“竭力为善，爱自由胜过一切，即使为了王位，也永勿欺妄真理。… 但我们社会的传统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为圣人隐，连名字也要讳。 我有时候想到这些都有点心慌。 有时不仅仅是传统，我甚至怕想。 再忙也要翻下日历了——人类已经进入了2l世纪了。 德国唱片公司(DG)1998年新上了一条生产线，全部用来演示当代音乐。首批产品命名为“2021”，就是想提醒人们一个新的世纪行将到来。 变了几十万年以后，现在我们已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穿越了好远好远，也能复制人本身了，这个时候民主、理性和科学的精神还在心中生长不起来，甚至于“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和秋冬”，与民主、理性和科学相抵触，那真是不可思议的，那真是愧对时代的，真的愧对！ “愧对时代”，那是往大处说。往细处讲，也更加实在，那是愧对自己。印度的《奥义书》里面就有一段话：“一个人到了30岁，就要用全部时间来觉悟，不觉悟的话，就是一步步走向死亡的道路。” 而良心只有在想透了的时候才能发现，才能存在。 我们应该想透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想透一些东西。 我不久前看到一幅照片。不是人间的，而是天外的。是在航天飞机上，用世界名相机“哈斯勃莱德”拍的，叫“地球在太空升起”。好震人，那完全是把我存在了三十多年的心彻底地翻了个个儿。地球是何其生动，又何其渺小啊！拿手都可以捏碎似的。遑论于人乎！但人同时也是最伟大的，一团肉身，却“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只要树起了精神，人就不可思议地神奇。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散文大师、哲学家」讲：“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草，其本质十分脆弱；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草”，“用不着整个宇宙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于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而宇宙却丝毫不知它对人所具有的优势”。 我们应该生活得潇洒一点。潇洒一点，自信一点，宽容一点，亲和一点。 陶渊明可能“想透了”。他的《神释》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甚至把它当做自己的座右铭。北大名宿季羡林老先生也很喜欢它。布鲁克纳的音乐也可作这样的转译。 不要为成败所羁绊。卸下重负，勇敢地走向明天吧！像黑格尔留言的那般，“切莫空耗在无益的哀怨之中，把希望带给人民，带给劳动”。 “想透了”的音乐家无不带着异彩。 德国著名指挥家腾斯泰特在音乐之外，酷爱天文，他后来又患上了癌症，怎么样都想透了。你听他指挥的音乐，像和柏林爱乐演出的瓦格纳管弦乐作品，好到了极点，他高视阔步，好像乘着浮云，你要仰望着他，把心交出去。 西贝柳斯也和癌症打过交道。1911年，他被诊断为喉癌。伟大的《第四交响曲》就在这个生命面临毁灭性的危机的时候，在这个内心产生了颠覆性的恐惧的时候孕育了出来。这是一部相当独特的作品，因为处境是独特的，动机是独特的，需要是独特的。在听这部独特的作品的时候，我越发感到了尼采有一则论断的精确性和紧要性。尼采断言：“与音乐相比，一切借用言辞的传达都是无耻的方式。” 在有着明晰的目标而又受到压迫的时刻，贝多芬一类的音乐是光辉灿烂的号角。心境宽松处，最宜与莫扎特一类的音乐相伴。至于心烦到顶、意乱至极，甚至感到了恐惧的逼近的那种症状，并不经常遭遇，而一旦遭遇便天昏地暗，站在悬崖绝壁直想往万丈深渊下掉，此时，贝多芬、莫扎特一类都无济于事。啊！这片刻，只有西贝柳斯才是救星！ 西贝柳斯来了！你看不见他，也听不到他，你只可能凭借灵魂超然的觉悟洞察到他为援救你而急速奔来的事实。他不是天使，蓝天上没有天使张开的雪白的羽翼，他是人，若老实实地紧贴着地面，心急火燎地蹿了过来。啊！来了，周身都还蒸发着林海雪原里裹满的寒气。他望着极高处你那摇摇欲坠的身影，他老练地不去呵你，他知道你的处境，他不也是曾从恐惧的阴影里挣脱出来的么！ 他愿让你在危机中不受侵扰地感受一阵人生必有的千钧压力，他愿你在重见光明之前在坍塌的生命大厦里睁眼习惯黑暗。他首先挡住了你向深渊堕落的线路，继而一股股、一阵阵地飘浮起冰凉的气雾，用劲促使它们往山顶升腾，当它们接近你的脚下的时候，它们宛然己变幻成了一张可以承接无限重负的保护之网。此后，西贝柳斯才来到你的前面，依然隔着几米的距离，他无比自信而又小心翼翼地叫你、唤你，随着你一丝一毫地、一寸一分地渐渐和缓过来、沉静开来，并发生了温和的回应，他也不断闪出欢颜。待到极端的紧张最后释放了，西贝柳斯便走上几步，把你紧紧地拥在怀里，在生死交界处稳稳地站在了生之此岸，他把你又好好端详了一番，再把你的身转向天际，只见太阳刚刚刺破厚实的乌云，云层的边缘被阳光射得金黄而闪亮，光和热已重重地压在了你的身上。 哦！再见了。 你跟着西贝柳斯一起恐惧。但你渐渐地安定下来，沉淀下来，当音乐终止的时候，你相当“静”。恐惧消失了，已无恐惧。 有一张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西贝柳斯的唱片，《第四交响曲》后面跟着《第七交响曲》。西贝柳斯说，《第七交响曲》那里是“生命的欢乐和活力，有几个热情洋溢的段落”。接着《第四交响曲》再把《第七交响曲》听完，感觉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第四交响曲》完了的时候，感觉“已无恐惧”；而《第七交响曲》完了的时候，感觉却已是“无所畏惧”——死亡被彻底战胜了，危机被完全克服了，生命被一举解放了。 反抗产生于压迫，挣脱导致于禁锢，无所畏惧从恐惧中诞生出来。 肖斯塔科维奇说得多好呀！“怕死可能是最强烈的感情了。有时候我想没有比这更深沉的感觉了。奇怪的是，人们竟然在这种畏俱的影响下，创作诗歌、散文和音乐；这是他们想要加强与生者的联系，并且加强他们对生者的影响。” 毫无疑问，恐惧只用在像西贝柳斯这样“想透了”的人的音乐中才能体现出无比伟大的意义。 体验西贝柳斯伟大的恐惧，须依赖卡拉扬的唱片。想当初，西贝柳斯去德国留学的时候，求见勃拉姆斯，也因“人微”而吃了闭门羹，但他独特伟大的风格最终还是在音乐王国的德国得到了广泛的推祟。为推动这一进程立下汗马功劳的，就有卡拉扬。1960年，在他就任柏林爱乐乐团终身指挥的就职音乐会上，他就执意把《第四交响乐》和贝多芬的作品一起列人演出曲目。卡拉扬指挥出的“西贝柳斯”，充满了深沉的思绪与感触，极富有洞察力，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乐团浑然一体的极其雄性的气度造就了又一个高山之巅。 对“伟大恐惧”的体验，不仅仅可以求证于感情运动的过程，就是从音乐治疗的角度看，也能得到充分的证据支持。日本临床音乐疗法协会有一份报告，证明音乐可降低紧张荷尔蒙。他们选用了5首据认为对心理镇静效果较好的音乐，分别让二十来岁的男女各十名收听，再抽取血液样品比较其中所含的紧张荷尔蒙浓度。变化最大的一位，听前一毫升血含75微微克紧张荷尔蒙，刚听完时少至42微微克，15分钟后，降至19微徽克。 “恐惧”的还有科林·戴维斯［1927～，英国指挥家］。他于1970年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录制了西贝柳斯的交响曲集，10年后他与伦敦交响乐团再次录制西贝柳斯交响曲集，他对西贝柳斯的似海深情，为万众注目。 可以说，科林·戴维斯给了西贝柳斯一个最高的、也是最独到的评价，他说，西贝柳斯是这个星球上对生活黑暗面的最伟大的阐释者。我想，对于声言“我指挥演奏的每个音符都似乎在表现我自己的生活”的戴维斯而言，他的生活状态就一定是对西贝柳斯音乐的一个见证、一种支持。在比较两次西贝柳斯交响曲集录音的不同时，他就说过，“一个人10年的生活经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艺术作品，但人们通常难以真正做到。当我越来越接近死亡的时候，心灵的倾听更加无拘无束，我从不拂去这些缥缈无序的思绪”。 当我看到科林·戴维斯承认他几乎每天都想到死亡的文字后，是一阵阵地惊愕。我好想知其所以然，但至今仍一无所获。更加难以置信的是，在我为戴维斯的“所以然”上求下告的那段时间里，我也很快遭遇到了“死亡的恐惧”。不过，那不是现实的恐惧，而是想像带来的恐惧。 民间常说：“73、84，两道坎儿。阎王不请自己到。”之所以把“坎儿”设走在“73”、“84”，一般的看法以为是以至人们为标准的，因为大成至圣孔子享有84岁高寿，亚圣盂子享年73岁。其实这在人体科学上也找得着根据。在我离第一道坎儿刚好还有一半路途的时候，我也正真正相信我能干一些实实在在的、有异于常的、在我已基本和过去的理想决裂的基础上新生出来的价值体系中确实有至大意义的事情，而且已经成功地干出了一点。那一个多月中，怕死的情绪一下子上来把我紧紧箍住了，甚至于从那以后，我乘飞机再也不那么从容了。也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剧烈的贪生欲望漫起来了。 说到“贪生怕死”，人们常带看贬责。其实不然，“贪生怕死”还能极出光彩，极震撼人心。我读大三的时候，读歌德的巨作《浮士德》，用郭沫若译的版本，最感动我的段落，就是“埋葬”一节之前，弥留之际的浮士德吐出最后的心声—— 是的！我就向这种精神献身。 这无疑是智慧最后的断案： “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 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我要呼唤对于这样的刹那…… “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 我在地上的日子会有痕迹遗留， 它将不致永远成为乌有。 我在这样洪福的预感之中， 将这最高的一刹那享受。 你看，如此的“贪生怕死”有多么积极的意义和高尚的品格。 所以，对“贪生怕死”，或褒或贬，如何臧否，要以“所以然”为根据。 其实，“所以然”是不用再去探究的了，千人千面，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所以然”。但是，“然”并无不同。这也就是西贝柳斯、科林·戴维斯他们，或者把我们都抬高一下，还有你、我、他，已经或将要面临与陷入的一种相同处境。 这种处境，是绝望的，也可以绝处逢生；是险恶的，也可以平川无垠；是恐怖的，也可以美不胜收。 西贝柳斯的音乐正好记录了、谱写了这种可以发生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化险为夷和转危为安。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记录和谱写，来自偏僻北欧小国的孤零零的西贝柳斯，能够在群星璀璨的古典音乐舞台上，独自演出一幕绝对少不得的重头戏。 钟情于西贝柳斯的爱乐者确实不在少数。而在我身上，西贝柳斯音乐已和贝多芬音乐、布鲁克纳音乐一道，造就了我“爱乐生物钟”的基本结构。 蒙特威尔地「1567～1643，意大利作曲家，作有《奥菲欧》、《牧歌集》等」说：“正是最对立的东西最激动我们的灵魂，而且，它也是任何好的音乐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我自己的爱乐偏好，也追求最激动我灵魂的最对立的东西。 “风格即人”，藏碟即是藏梦。那契合人生命运的唱片收藏体系，应对着一个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松紧伸屈。当我的心理周期也像“人体生物钟”一样循环变动，可以被形容为一个放在坐标上的圆的话，有四部唱片分别成为四个象限里的中流砥柱：第一象限是我的沉沉黑夜，鼎立于此的，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西贝柳斯《第四交响曲》；第二象限是我的破晓时分，鼎立于此的，是海丁克指挥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的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第三象限是我的灿烂霞光，鼎立于此的，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第四象限是我的如日中天，鼎立于此的，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 ——西贝柳斯遏制了我的毁灭！ ——布鲁克纳复活了我的灵魂！ ——贝多芬促使了我的升腾！ 西贝柳斯的《第四交响曲》我是不敢随时听的，非得待我堕向深渊之时；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常常在因西贝柳斯的《第四交响曲》而惊魂初定之后听，它有着最神圣的意义，就好像米开朗琪罗「1475一1564，意大利文艺复共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诗人、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作品有《大卫像》、《被缚的奴隶》、《摩西》等」的《亚当的创造》一样：人类的第一个男人被创造出来了，但他还不能站立起来，雄健的身体虽然饱含着青春的生命，可他还不能行动，他要等待万物的创造主给他以力量。耶和华挟着天使们飞奔而来了，他把手伸向亚当，那瞬间似乎电花即将迸发，巨人就要起身了！而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则在更多的时候向我吹响着挺进的号角，成为响彻云霄的胜利之声。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动因，不过有的轻些、薄些、容易理解点，有的重些、厚些、显得玄妙点。万殊之类，不可一概断之。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历史有长有短，而程度更有深有浅，这都是从现象就可观察到的外形，而那最有分析价值的、同古典音乐一样散出芬芳、播出光芒的，正是他们爱的动因。 爱是一种隐私。但对古典音乐的爱，恐怕大家都愿意把它大白子天下，让明媚的阳光映得它楚楚动人。因为那都是一些可爱的故事，即便它粘着苦难的经历，但那经历却绝对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前戏。因为那伴着一个巨大的梦，从各个人的价值体系出发，只有那梦伴着的爱乐，方有至高无上的品级。完全可以说，古典音乐俨然成为了爱乐者命运的映像和演绎！ 如果说我的动因还属于厚重的、玄妙的那种的话，那恐怕也是因为，即使不能说我已经“透观”了，但我确确实实是想“透视”的，是正在进行“透视”的。我相信我的爱乐格局可以成为一种“‘透视’的格局”，因为我好寻那些重的、厚的、长的、深的曲目唱片，交响乐和宗教音乐是那将越建越阔的藏所的支柱，其他体裁的唱片间或宽松下主旋律的亢奋，贝多芬的曲目唱片是我的“唱片星系”的太阳，类似贝多芬、尊敬与跟随贝多芬的那些作曲家的曲目唱片，进行着光与热的接力传递。 伟大的贝多芬也是一个具有高度透视感的巨人，贝多芬说法“我的王国在天空”，那告白就是一个可靠的线索。 贝多芬对大自然一往情深。他在遗书中写道：“从童年起，我的心胸就充满善意，渴望造福人群……但是，我被迫放弃与他人交往的乐趣，像一个被社会放逐的人那样生活”，耳疾迫使他离群索居，是在大自然那里他才找到了最大的慰藉。漫漫田野、潺潺溪流、茫茫森林，都在他的心里和笔下留下了美好可心的记忆。他极爱散步和逗留于地气和天光之间，从黎明到黑夜，不论风吹雨打。维也纳北郊的海立根斯塔得小村因此有了一条“Beethoven Gang”（“贝多芬路”）。现在那里立有路牌，路旁的林中空地上还放有贝多芬的头像雕塑。我们还要知道，贝多芬还说，散步时他常常是“眼睛注视着天空”——这是他和自然。和宇宙神交意会的最典型状态。 贝多芬是如此解说的：“在这里，在大自然造物的怀抱中，我常常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我的感官饱尝着大自然所孕育和繁殖的儿女们千姿百态的景色。在这里，庄严的太阳不受人手所建造的污秽屋顶的遮蔽，湛蓝的天空是我至高无上的屋顶。晚间，我惊奇地静观太空，见那灿烂的众星在它们的轨道上不断运行，这时候我的心灵就徐徐上升，越过星座千万里，一直上升到那万古之源，天地万物正是从那里流出，从那里，宇宙的厅象更新将永远泉涌不息。” 其实，我们都可以学着贝多芬试试。 注视吧！想像吧！天外有天，外面呢？再外面呢？彻头彻尾地一试。 那些险阻最后一下被钻穿了！思想轰然解放了，冲出去，迸流四达。 仿着对“天”的望法，一些关于社会的、貌似正确、光辉、伟岸与牢不可破的东西，极易在我们的“透视”中丑态百出，土崩瓦解。 一切都是能变化的！ 最重要的是，人真是能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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