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书风的研究既是当代书法研究中一个颇为重要的课题，也是一个薄弱环节。佛山作为广东省第三大城市，在书法篆刻上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化的传统从来都是不会中断的，佛山今日在书法篆刻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与其深厚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明清以来，佛山一直是广东书法篆刻的重镇，书风鼎盛，名家辈出。因此，本文选择有清一代佛山地区的书法篆刻作为研究对象。
　　一
　　佛山市现辖禅城、南海、三水、高明、顺德五区，从行政区划和境域来说，与清代时期的佛山是有所不同的。为了示以区别，本文名曰"佛山清代时期的书法篆刻"而不是"清代佛山的书法篆刻"，意在将现在的整个大佛山都包括在内，而不是仅仅限于清代的佛山。在行文中，为了方便，有时就经以"清代佛山"代替"佛山清代时期"，这样处理的目的，一是因为现在的佛山大市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另一个原因是在历史上，清代的佛山境域与现在佛山所辖的五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有利于建设当代，这也是本文所述将五区视为一个整体的原因。
　　这里有必要将佛山的建置沿革与行政区域作以简单的说明。早在四五千年前，佛山即已有人类聚居。晋代，佛山名叫季华乡。据道光《佛山忠义乡志》记载①，晋太元年间（376-396），有西域僧人来到佛山，搭盖茅舍，传播佛教。隆安二年（398） 宾国（今克什米尔）僧人三藏法师达毗耶舍携带三尊铜佛像来到佛山塔坡岗搭一茅寮传教，后建造塔坡佛寺。到唐贞观二年（628），居民在塔坡岗下的故址掘得铜佛三尊及碑碣。后来居民重建佛寺，并据碑碣之意刻上石榜"佛山·唐贞观二年"。从此，人们认为这是佛家之山，又称"佛山初地"，并把季华乡改为佛山，简称"禅"。明朝以前，佛山（季华乡）的境域，大致相当于现佛山市禅城区的位置与范围。明洪武三年（1370），佛山的境域是"地袤十里，广七里"，从此至1949年佛山解放前，其境域并无多大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佛山属于百粤（越）地方。秦统一中国，始皇帝三十年（公元前214），秦征服了百越后，增设南海等郡。南海郡管辖番禺等5县，佛山隶属番禺。秦末，南海尉赵佗建立南越国，佛山归南越国辖。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灭南越，设置9郡，佛山归南海郡番禺县辖。三国时期，吴国于黄武五年（225）设置广州，佛山属广州南海郡番禺县。隋开皇十年（590），分番禺县置南海县，属广州。仁寿元年（601），改广州为番州，佛山归番州的南海县所辖。大业三年（607），罢番州为南海郡，佛山隶属于南海郡的南海县。唐武德四年（621），复置广州，佛山属广州的南海县。五代十国，南汉乾亨元年（917）析南海为常康、咸宁二县及永丰、重合二场，佛山叫永丰场，隶属于南汉兴王府的咸宁县。宋开宝四年（971），番美平南汉。开宝五年，并常康、咸宁二县与永丰、重合二场及番禺、四会为南海县，佛山堡归南海县管辖。元至元十五年（1278），置广东道，隶属江西行省，佛山堡归广东道的南海县管辖。至元二十年（1283），重置广州，佛山堡仍归南海县管辖。明洪武元年（1368），置广东行省，佛山堡归广东行省的南海县管辖。景泰三年（1452），明王朝敕封佛山为"忠义乡"。
　　明朝以前，佛山无论是称乡还是称堡，都不是行政区。至清朝，佛山称堡（乡），也称镇。清政府于雍正十一年（1733），把佛山从南海县分出，设"佛山直隶厅"，直辖于广州府。次年，"佛山直隶厅"更为"广州府佛山分府"，由广州同知与南海县共同管辖。民国建立，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佛山与南海之隶属关系屡屡发生变化，兹不细述。要之，佛山与南海的关是不同寻常的。因此，谈佛山的书法篆刻，自不可不及南海。至于佛山现在所辖的顺德、三水、高明三区，与原来被称为"乡（堡、镇）"之佛山的关系，虽不及南海区与佛山那么密不可分，但自明清易代以来，亦是渊源有自，而今更属一体，且各区之间犬牙交错，文化之交往十分频繁，因此，谈佛山清代时期的书法篆刻，自然也宜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至于佛山与广州、番禺之间的关系，原本是错综复杂，因现已不属于同一行政区，这里就不将广州、番禺纳入其中。严格地说，本文的处理其实是极不科学的。
　　二
　　佛山以及整个岭南地区，书法篆刻艺术虽然也有着悠久而绵长的历史，但直至明代，才有一批杰出的书法篆刻人才崭露出来，形成可与江南和中原地区相抗的局面。明代的佛山，书法家已有南海的霍韬（1487-1540）、朱完（1529-1617）、马元震、李青选、邓良佐，顺德的赵善鸣（1466-1635？）、邓翘、梁储（1451-1527）、钟晓、黄著、黄常、赵善和、岑万、欧大任（1516-1596）、梁思年、梁元柱（1581-1628）、欧必元诸人，其中南海霍韬尤为著名。明清鼎革之际，佛山籍的书家有南海的陈子壮（1596-1647）、邝露（1604-1650）、陈子升（1614-1692）、释深度（俗姓赖，名镜，字孟容）、陶标、戴柱、黄圣年、徐 （后改名荣）、罗颢、陈劢；顺德的陈邦彦（1603-1647）、何绛（1626-1712）、佘志贞、陈恭尹（1631-1700）、彭睿 、欧主遇；高明的区怀年等。以上书家都有书迹传世。明代佛山的篆刻家则有南海之朱光夜，曾自辑《朱未央印略》一册。书家陈子升亦善篆刻。
　　及至清政权建立，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和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历经乾嘉盛世直到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有清一代佛山的书法篆刻艺术实可谓繁荣昌盛。这种局面，首先表现在佛山籍的书法篆刻家人才鼎盛，灿若繁星。籍属南海的书家有：
　　梁佩兰（1630-1705），字芝五，号药亭，又号郁洲，晚号柴翁。
　　吴荣光（1773-1843），字伯荣，一字殿垣，号荷屋，又署白云山人。
　　谢兰生（1760-1831），字佩士，号澧浦，又号里甫，别署理道人。
　　明炳麟，字迪简，号灵 。
　　熊景星（1791-1856），字伯晴，号笛江。
　　曾钊（1793-1854），字勉士，又字敏修。
　　谭莹（1800-1871），字兆仁，一字玉生，号玉山，玉笙。
　　朱次琦（1807-1882），字子襄，一字稚圭，学者称"九江先生"。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后易号更生，别署天游化人，世称"南海先生"。
　　程可则（1626-1676），字周量，一字湟溱，号石癯。
　　籍属顺德的书家有：
　　薛起蛟（约1620-1718），字牟生。
　　苏珥（1699-1767），字瑞一，号古侪，晚号睡逸居士。
　　黎简（1747-1799），字简民，一字未裁，号二樵。
　　张锦芳（1747-1793），字粲夫，号药房。
　　黄丹书（1757-1808），字廷授，号虚舟。
　　吕翔（1774-1820），字子羽，号隐岚。
　　吕培（约1777-？），字植之，号荔帷
　　梁蔼如（1769-1840），字远文，号青崖。
　　蔡锦泉（1798-1864），字文渊，一字春帆。
　　苏引寿，字愿如，号仙芝。
　　苏仁山（1814-1850），原名长春，引寿之子，号静甫，别署甚多。
　　苏六朋（约1814-1860），字枕琴，别署枕道人等。
　　李文田（1834-1895），字 光，一字仲约，号若农，芍农。谥文诚。
　　伍学藻，字用蕴。
　　巾帼不让须眉，清代的佛山也有不少妇女擅长书法者，如：
　　余珍玉、余尊玉姐妹。南海人。
　　黄国兰，别署羊城女史。南海人。
　　吴尚 （1808-？），字禄卿，一字小荷。吴荣光之女。
　　朱美瑶，字伯姬。南海人。朱次琦之女。
　　黎琼，顺德人。黎简之女。
　　上述书家之书作，散见于各有关资料中，至于他们的生平事迹， 斋师于《岭南书法史》一书中均已叙及②，兹不赘。
　　有清一代佛山的篆刻家虽不及书法家人才之盛，但亦有可观。在上述书家中，兼擅篆刻的有黎简、谢兰生、吴荣光、苏仁山、李文田等。以篆刻名世的则有：
　　谢景卿（？-1806），字殿扬，号云隐。南海人。所镌印谱有《紫石山房印蜕》四册行世。并摹录有《选集汉印分韵》、《续集汉印分韵》各二卷。
　　刘绍藜，字玉田，号慎堂，别署一杖山人。南海人。
　　尹右（1756-1835），原名世右，字启宗，号青乔，又号滋亭老人。顺德人。
　　柯有榛（1814-？），字云虚，别署里木山人。南海人。所镌印谱有《里木山房印存》二册行世。
　　李阳，字药洲，号若舟。顺德人。所刻印谱有《药洲印谱》四册，又《药洲印谱》二册行世。
　　老廷光，字青田。顺德人。自镌印谱有《寿竹斋印稿》六册，道光24年成谱。
　　梁垣光（1835-？），字星堂，别署同古斋、翰墨清池馆主。三水人。存世印谱有《梁星堂印存》一卷。
　　此外，如李坛、吕培、苏道显、冯昕华、黄恩铭、颜钟骥、谢曜、陈维湘、李凤廷、梁于渭、李魁、罗峰、李宗颢等皆能刻印。
　　以上篆刻家，见于业师 斋先生《岭南书法史》及冼玉清先生《粤东印谱考》③，不详述。
　　值得注意的是，有清一代的佛山，无论是书法篆刻家的数量，还是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在整个岭南书法篆刻史上，其地位都是相当突出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佛山的书法篆刻可以看作是整个岭南地区的代表。另一方面，虽然在清代以前及民国以后，佛山地区也不乏书法篆刻名家，但相比有清一代，我们不能不说要逊色许多。
　　清代佛山地区书法篆刻繁荣的第二个标志是书法篆刻鉴藏风气之炽和汇刻丛帖风气之盛。这也是有清一代的佛山在书法篆刻艺术上能够取得较高成就的原因。
　　明代的佛山，已有人从事书法、印章篆刻的收藏，如南海朱完（字季美）之虹冈别业、环谷庄；邝露（字湛若，号海雪）之海雪堂；陈子升（字乔生，号中洲）之中洲草堂等，都有可观的书法印章篆刻藏品。但佛山的书法篆刻鉴藏之风却是直到嘉道后才开始真正兴盛起来。前有吴荣光的筠清馆、叶梦龙的风满楼，继之者则有孔氏的岳雪楼。据冼玉清先生《广东之鉴藏家》一文④，有清一代比较著名的书法篆刻鉴藏家有：
　　温汝遂，字遂之，又号竹梦生。顺德龙山人。其藏品有晋永嘉九州荒砖、古彝鼎、宋元名迹，率皆精品。
　　温汝适，字誉斯，号水南。顺德龙山人。生于乾隆25年庚辰（1760），生于嘉庆19年甲戌（1814）。其印可斋中藏法书、名画、古印、古砚甚富。剧迹有宋岳飞墨迹。
　　吴荣光，生平于法书名画、吉金乐石，视同性命。收藏之富，几与前明大收藏家项子京相埒。其所藏金石著录于《筠清馆金石录》，书画则著录于《辛丑销夏记》中。书法藏品之著者，有宋拓五字不损本定武《兰亭》等。
　　谢兰生，博雅嗜古，其常惺惺斋之收藏以原拓砖塔铭为著。
　　叶梦龙（1775-1832），字云谷，南海人。父廷勋喜收藏书画，梦龙大有父风，故其收藏甚富，剧迹颇多，其风满楼、友石斋、倚山楼之藏品，著录于《风满楼书画录》，并汇刻于《贞隐园法帖》及《友石斋集古帖》中。
　　孔继勋，字炽庭，号开文，南海人。嘉庆戊寅举人。其子广镛，字少唐，甲辰举人；次子广陶，监生。一门父子，皆好学嗜古，筑岳雪楼以藏名迹。吴氏筠清馆、潘氏听 楼珍物多归之。藏品著录于《岳雪楼书画录》，著名的藏品有宋拓《礼器碑》，为傅山旧藏；宋拓《九成宫》、《怀仁圣教序》等，皆稀世之珍。
　　罗文俊（1789-1850），字泰瞻，号萝村。南海人。探花及第。其三十六螺山馆收藏书画甚多，以名画最为突出。
　　梁廷楠（1796-1861），顺德人。自其祖善长始即富收藏，积金石文字六巨箧，层叠累积，至廷楠蔚为大观。其藏品中周器铭文百字外者，计千馀种，如著名的散氏盘等。梁氏汇其收藏之卷轴夹册成《藤花亭书画跋》四卷。又有《藤花亭镜谱》八卷。
　　梁湘衡，字前绪，又字楚卿，顺德人。喜蓄石，其艺兰书屋亦有书画篆刻收藏。
　　李文田，学问渊博。收藏有秦《泰山石刻》及汉《华岳庙碑》断本，此断本为马氏小玲珑山馆旧物。故颜其所居为"泰华楼"。收藏辽、金、元三朝石刻甚多。
　　梁九章、梁九图兄弟，顺德人。营造有著名的"梁园"，誉为广东四大名园之一。其十二石山斋中亦收藏有不少书法佳作，曾摹刻于《寒香馆藏真法帖》。
　　张荫垣（1837-1900），字樵野，又字皓蛮，南海佛山人。官至户部左侍郎、总理各国衙门事务大臣。喜收藏王 画，故颜其所居曰"石谷斋"，亦有书法收藏。
　　李宗岱，字山农。南海人。喜为金石考据之学。金类藏品有农卣、旗鼎，石类有汉 孝禹石等。
　　梁绍熙，字缉嘏，一字兴伯，南海人。光绪十四年举人。性嗜书画古泉，收藏甚富。
　　黄绍宪（1862-1897），字季度，南海人。所藏除唐宋元明写经之外，以铜鼓为最。故颜其所居曰"三十六铜鼓斋"。
　　李宗颢，字煮石，南海人。喜金石目录之学，蓄石墨至富。有《萧庵读碑记》二卷及《萧庵印存》，尝得米芾灵璧石砚山，筑亭藏之。
　　康有为，书画收藏极富。著录有《万木草堂藏画目》。其《广艺舟双楫》一书中所论及的名碑剧迹，其墨本多为康氏自藏。
　　辛耀文（1876-1928），雅好读书，肆求字画。收藏之著者有唐拓《云麾将军碑》，其芋花庵集有名人手札约二千余通。
　　上述诸人，冼玉清先生曾一一撰为小传。清代佛山收藏鉴赏家的生平事迹及收藏活动的成绩，藉此得以彰显。冼玉清先生一代才女，亦为佛山南海人，毕生致力于乡邦文献的研究，嘉惠艺林，功莫大焉，故于此特为表出之。
　　清代佛山的收藏鉴赏家，就他们的藏品类别来看，其兴趣和爱好，有的在金石彝鼎，有的则兼收金石书画，或兼藏书画陶瓷，甚至有专收琴、砚、砖瓦及拓片、铜鼓、唐宋写经、名人手札者。一时风气所尚，皆蔚为可观。在印章篆刻的收藏、鉴赏方面，清代的佛山，亦不乏其人。如：
　　李阳，字药洲。藏秦汉印甚富，辑有《秦汉三十体印证》二卷、《汉铜印原》十六卷。
　　冯兆年，字穗知，顺德人。收藏名刻颇多，集为《味古堂印存》二册。
　　伍德彝，字懿庄，活动于同光时期，南海人。集印有《绿芳轩印谱》6册。
　　上述诸人之收藏鉴赏活动，对清代佛山地区书法篆刻艺术的推动作用，有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其活动本身也正是清代佛山书法篆刻家所取得的骄人成绩之一。
　　清代佛山书法篆刻艺术成就的第三个标志是汇刻丛帖之风的盛行。有清一代，佛山所刊刻的丛帖甚多，与同时期其它地区相比，显得颇为突出。前辈岭南文献专家如容庚之《丛帖目》⑤、冼玉清之《广东丛帖叙录》⑥，对此已有所关注；友人朱万章先生在《清代岭南刻帖之风》一文中⑦，更有专论。兹择及要者，略述如下：
　　1．叶梦龙集刻的丛帖
　　《贞隐园古篆法帖》，十卷，嘉庆癸酉（1813）摹勒刻石，谢亲岩刻，均为明郭廷执临古之作。
　　《友石斋集古帖》，四册，嘉庆十九年（1814）摹勒刻石，番禺刘彬华审定，南海谢兰生摹刻，收录自唐张旭至明邝露之名家法书，凡20家。
　　《风满楼集帖》，六卷，刻成于道光庚寅（1830），高要陈兆 刻，全系清朝书法，共37家，计45种。
　　2．吴荣光集刻的丛帖
　　《筠清馆法帖》，六卷，刻成于道光十年（1830），收录自晋梁人至元人书。
　　《岳麓书院法帖》，一卷，道光十九年（1839）撰集，端州郭子尧摹刻，汇集钟、王、颜、苏诸家法书。原石现藏岳麓书院。
　　3．梁九章集刻的丛帖
　　《寒香馆藏真法帖》，六卷，道光丙申（1836）摹勒刻石。收录自唐怀素、李邕至明末清初陈邦彦之书法，凡22家。原石现藏梁园。
　　4．叶应 集刻的丛帖
　　《耕霞溪馆法帖》，四册，道光二十七年（1847）摹勒刻石。收录自钟、王至董其昌、史可法之书法，共28家。按：应 ，字树声，号蔗田，叶梦龙子，叶廷勋孙，叶兆萼父，南海人，官至兵部员外郎。
　　5．孔广陶集刻的丛帖
　　《岳雪楼鉴真法帖》，十二卷，始刻于同治五年（1866），成于光绪六年（1880）。计有隋唐一卷、宋金四卷、元三卷、明、清各二卷。原石现藏广东省博物馆。
　　6．伍葆恒集刻的丛帖
　　《南雪斋藏真》，十二卷，是帖成于道光二十一年至咸丰二年间，刻手为端溪著名刻手郭子尧、区远祥、梁天赐等，收晋至明代法书，共57人，计69帖。
　　《澄观阁摹古帖》，四卷，是帖集旧刻中罕传者重摹为之。前三卷共11人，计25帖，卷四为《兰亭叙》6种。按：伍葆恒（1824-1865），字元蕙，号俪荃。南海人，曾官户部郎中。
　　除上述数种著名者外，道光年间，佛山之刻帖为数尚不在少。此外，有清一代，佛山尚有一些集印谱和自镌印谱刊行，从其对篆刻艺术的积极影响而言，与汇刻丛帖对书法创作和研究的作用相比，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上文已分别叙及，兹不赘述。
　　学术研究和著述，也是清代佛山书法篆刻所取得的重要成就，这方面的成果也十分丰富。
　　在书法理论上，乾嘉年间，谢兰生著有《书诀》一卷，以札记形式写成，共20余则。清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更是划时代的巨著，影响深远。
　　在书法史研究上，李文田大胆疑古，其于光绪十年为端方所藏《兰亭》所作的跋文，对《兰亭》进行了彻底否定，实为近世"兰亭论辩"之先导，至今仍有重要的影响。
　　清代佛山的收藏家，在收藏鉴赏文物古迹之馀，勤于著录和研究，在学术研究上，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前文在谈收藏鉴赏家时，已略叙及。
　　当然，我们不可忽略的还有清代佛山在书法篆刻教育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道光年间著名书家谢兰生长广州羊城书院，咸丰年间朱次琦讲学九江礼山草堂以及康有为在清末设帐课徒于万木草堂，他们不仅培养了一批佛山籍的书法家，其对广东乃至于全国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这里，我们只是就有清一代的佛山，从书家、印人、收藏鉴赏、丛帖汇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极其简略的揭示，但仍足以显示清代佛山书法篆刻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必须说明的是，我们考察的对象主要限于佛山籍的书法篆刻艺术家，作为断代的地域书法篆刻研究是很不全面的。研究某一地域的艺术和学术，本籍的人物固然是应该考察的重点对象，但我们更应该将考察和研究的重点放在实际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物以及他们所从事的艺术活动；同时，我们也不应孤立地看待该地区，而应该把它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甚至将它们纳入至整个时代、整个中国的艺术和学术活动之中，这样方能不至于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得出相对深刻的结论。应该说，本文所叙，有着严重的缺陷。
　　三
　　人才之盛、收藏之富、刻帖之多、著录之广，当然足以反映清代佛山在书法篆刻上的成就，但这只能是一种表象。考察一时一地之书法篆刻，我们更应该重视其创作上所达到的高度和学术理论上所达到的深度。同时，我们还需要对种种表象背后所蕴藏的原因，作出必要的分析和揭示，得出相应的结论。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明朝宣告灭亡。40多天后，李自成亦匆匆撤出，多尔衮进占北京，从此清王朝便开始了对全中国长达268年的统治。清王朝定鼎之初，国内局势尚不够稳定，在南方，更有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在进行着顽强的反抗。佛山籍书家，如南海的陈子升、顺德的陈邦彦等便是当时遗民中杰出的代表。他们的民族气节固然可嘉，但这种无谓的抵抗和牺牲终属徒劳。很快，清政权不仅完成了军事上的征服，在文化上亦逐渐实行高压统治。
　　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南海、顺德历来都是广东较为富庶之地，即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佛山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也较少受到战争的影响，基本上能安居乐业。清代康熙朝开放海禁后，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番禺、顺德商业开始繁荣。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后，海岸打开，商业活动更得"先机"。佛山毗邻广州，从某种程度上说，佛山、南海、顺德与广州、番禺本来就密不可分，因此佛山的经济也相对较为繁荣。从总体上看，有清一代的佛山，社会都较为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的生活较为富裕。在这种情形下，一方面出现了一大批富商，另一方面，富裕起来的商人开始向往和追求文化，注重读书，谋求仕宦，于是又出现了一批学者和官僚。在官僚与富商中，当然不少是附庸风雅者，但也不乏有着精深学养的书画篆刻家、收藏鉴赏家，如吴荣光、李文田、康有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流风所及，影响整个地区。可以说有清一代，佛山书法篆刻艺术的繁荣与这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是不无关联的。当然，在长达近三个世纪的清王朝统治期间，佛山在各个特定时期，其政治、经济、社会、社会文化背景是有所不同的，对书法篆刻艺术活动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进入清朝以后的佛山，书风仍继承并延续着明代书风的脉络，基本上仍是晚明的格局。但在尔后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分成了帖学和碑学两个方向。一方面帖学家继承晋、唐以来优秀的帖学传统，在创作上取得了相应的成就。汇刻丛帖之盛行，使自宋以来形成的刻帖之风得以延续，既是帖学书家的贡献，亦是他们在创作上能够取得相当成就的保证。
　　另一方面，由于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促进了金石、文字学的发展，使得碑派书学应运而生，改变了传统帖派书家的取法范围和审美意向，出现了象李文田及后来康有为这样的著名碑学名家。
　　有清一代佛山书法发展的过程，其大趋势基本上可以说是帖学逐渐衰落，碑学迅速崛起并取代帖学。作为一个文化标本，佛山可以视为整个岭南地区的一个缩影，同时大致上也与整个中国的情形相吻合。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碑学的发展虽然贯穿了整个清代书法发展的始终，但以"碑学"和"帖学"两个名称来概括指称两种不同的创作流派体系、审美风格、价值取向和书学理论，却是直到康有为著《广艺舟双辑》才正式提出来的。清代佛山的书家即使是被誉为最杰出的碑派书学大师的康有为，其创作上的根基仍在帖学那里，虽然他在观念上绝对是纯粹碑学的。从创作上而言，真正的碑派书家恐怕当推李文田而不是康有为。直接汲取碑学的资源用之于创作，舍李文田外，可能罕有其人。其它大多数书家，即使在清末碑学理论和碑派书法之深入人心之时，基本上走的仍是一条由帖而碑、融碑入帖、碑帖结合之路。碑学理论在观念上占绝对优势，并不能足以保证在创作上也能取得相应的成功。当然帖派书法毕竟已是强弩之末，很难有所新的突破了。有清一代佛山书家的创作，皆有可观，但真正在全国范围内能产生较大影响者，亦不过康有为、李文田、吴荣光等数人而已。
　　清代佛山书画收藏之兴盛，鉴藏家之多，在岭南几无出其右者。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佛山人家多财力，贪财好胜，遇物收置，但更重要的是乾嘉考据学之兴盛，而使得许多官僚、文人、学者好古成癖，甚至富商、巨贾亦附庸风雅，大量寻求搜访钟鼎彝器和碑刻拓本、法书名画，著录、考释、汇刻丛帖、集拓印谱亦蔚成风气。清末碑学理论大昌其道，文人、学者、藏家的眼界更为开阔，名山大川、荒冢古寺中久已泯灭无闻的摩崖石刻，甚至向来不为所重的带有文字砖瓦亦为藏家所大肆收藏。金石、文字、考据之学以及后起的碑学与佛山的收藏鉴赏，其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清代佛山的书画篆刻之鉴藏，好事者不过听声，固不待论；若筠清馆之吴氏，天资高明，每遇一物，则终日晤对，朝夕斯夕，由收藏而鉴赏，进而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这才是真正的鉴藏家。吴氏著有《吾学录》、《历代名人年谱》、《石云山人诗文集》、《绿伽楠馆诗稿》，并另有《帖镜》、《筠清馆金石录》、《筠清馆法帖》等行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所编著的《辛丑销夏记》，因其"收藏之真，考订之雅"，一直被学界所称道，甚至成为后世鉴定书画之范本。法眼甚高的张伯英先生对粤人之书画鉴藏颇有微辞，但于筠清馆之藏品却是括目相看。吴荣光是藏家中学者的一个代表，此外，如李文田、康有为等，他们从事书学的研究，也无不得益于其收藏。故收藏鉴赏，于学术研究，功莫大焉。
　　清代佛山的印章篆刻，与书法相比，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学术研究上，不免略逊一筹，故向来亦为研究者所忽视，但平心而论，清代佛山的印章篆刻一道，仍是相当可观的，不仅有印章、篆刻的收藏家、鉴赏家、研究者，更有擅长刻印的篆刻家。从传世的印谱来看，无论是集古印谱，还是自镌印谱，都显示了他们在印学研究和印章篆刻的创作上有着相当高的水平。我们对此不应忽略，而应该加大研究的力度。限于篇幅，这里只好暂时从略。
　　清代佛山的书学研究，自是十分发达的。无论是李文田对《兰亭叙》的研究，还是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从事清代书法研究的学者都已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甚至一般的书法爱好者对他们也已是耳熟能详，这里就不作专门的论述了。需要强调是：无论是作为岭南碑学第一人的李文田，还是碑学的总结者、集碑学大成的康有为，值得我们尊敬的首先是他们在学术上的开拓创新精神、怀疑精神和敢于突破前人蕃篱的学术勇气，我们的关注点不应仅仅是他们的结论，而更重要的是其论学的历程。其次，我们在肯定他们的贡献和对书坛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中隐含的一些缺陷、甚至是负面的影响。应该客观地、辩证地看待问题。如康有为虽然在《广艺舟双楫》中极力鼓吹其碑学理论，但他在别的场合曾表示过，如果让他重写，可能又将尊帖抑碑了。
　　最后，我们需要重申的是：一、本文论述的书家只限于佛山籍，但并没有很好立体地再现当时他们在佛山所从事的种种艺术和学术活动，事实上这一点应该是作为地域书法研究的核心。二、即使是在交通的便利、人口的流动和学术交流的频繁远不及今日之清代时期，佛山籍的书家，其活动范围并不仅限佛山一隅，如吴荣光官至湖广总督，叶梦龙官至户部郎中，梁九章北游京师后官四川知州，张锦芳授翰林院编修，谢兰生选翰林院庶吉士，李文田探花及第、擢林院侍读学士、后擢礼部侍郎、又出任直隶学政，一生中多次充当乡试考官，至于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历五洲四海，足迹更是遍至祖国的大江南北。他们的生活阅历和交游，不仅对于他们自身之学问、艺术上的成就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其对佛山一地书法艺术活动乃至于在全国范围内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我们所不应忽视、也不可低估的。三、外籍入粤书家，对清代佛山地区的书法活动，实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他们，甚至不会有清代佛山书法艺术之繁荣。如清中叶著名的学者阮元，不仅是"北碑南帖"说的首创者，在其广东主持风会，建学海堂、培育多士，对整个岭南及佛山，无论是在教育、学术还是在书法上的影响，怎么评价都是不过份的。集碑学大成之康有为，不是出于别处，而正是出在佛山，此中恐怕不无某种必然的联系，更用不说其学术主张原本就是直接秉承阮元而来的。乾嘉年间的伊秉绶入粤后对广东书坛的发展也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佛山籍书家中颇多擅长隶书者，不能说没有伊氏的影响。此外，晚清时期的黄牧甫，作为一代印学巨匠，曾两度入粤，留居长达八年之久，晚清至民国时期岭南、佛山的印人莫不受其影响，甚至其流风馀韵至今尤存。伊秉绶以擅古隶著称，直追秦汉，其行草书亦显示出其过人的胆魄和出众才华；阮元极力鼓吹碑学，从审美价值取向上指出碑派书法与帖派书法的分野；而黄牧甫在篆刻上取法吉金，于秦汉印及明清流派印之外，更辟一新途径。在审美价值的取向上，崇尚雄浑古雅的阳刚之气，重吉金、重秦汉篆隶、重北碑，一脉相承；就他们对岭南、对佛山书法篆刻的影响而言，也是贯穿始终的。四、本文研究范围和对象是以现佛山市所辖五个区对应清代时期为依据的。无论是现在的五区之间，还是清代的佛山乡（堡、镇）、南海、顺德、三水、高明之间，他们在书法篆刻发展进程中，其水平是不平衡的。相比而言，原佛山（乡）、南海、顺德与广州、番禺，在清代时的情形更为接近。我们的研究局限于既定的行政区划范围，主要谈论的是原佛山（乡）、南海、顺德的情况，而没有将他们与广州、番禺联系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事实上，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应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不可孤立地分开。在前文有限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清代佛山地区书法篆刻之发展，与周边地区也仍是有着一定的关联的。以上这些问题，在撰写本文时，我们虽予以了密切的关注，但遗憾的是都未能论及。
　　一时一地的文化艺术，包括我们所重点谈论的书法篆刻之发展、演变、隆替，其间消息多方，本文所及，只是一些表象，亦甚为肤浅，谬误之处，尚祈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2003年8月28日晚21时于瓜豆庵灯下

注：
①.佛山科技学院图书馆藏本。
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
③.④.见《冼玉清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
⑤.香港中华书局1981、1982年版
⑥.广州1947年铅印本。
⑦.见《中国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冷印社2000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