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全六册）

　　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哈佛中国史》，六卷丛书，分别为：1.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2.分裂的帝国：南北朝；3.世界性的帝国：唐朝；4.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5.挣扎的帝国：元与明；6.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由国际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领衔主编，集结罗威廉、陆威仪和迪特·库恩三位知名汉学家，萃集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最新的中国史研究成果，以全球史视野、多学科学识颠覆传统中国史叙述模式，倾十年之功写就，是继《剑桥中国史》之后最能代表西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全新成果和水准的多卷本中国通史。

　　我们是熟读中国正统历史书长大的。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汉人，伊朗人至今还称呼我们为“秦”；我们拥有完整的正史：二十四史，每一史都严谨地一章一章书写着历史；我们为中国的历史自豪，为身为中国人骄傲，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史，一般都是一根主线（政治与事件）、若干支流（社会经济、对外关系、思想文化），中国史必从上古时期写起，洋洋洒洒。我们如果追根溯源，就会碰到一个问题：炎黄时期，万邦来朝，原本“满天星斗”的邦国，是何时融合成内在同一的“中国”？而《哈佛中国史》的作者们研究中国，并非以理论架空历史事实，而是以地理为经，文化为纬，描绘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他们认为：所谓“中国”，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有地理上的意义，也有文化上的意义，“中国”是一个时时变动的概念：秦汉时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共同体的逐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中国地理的重新定义”，即长江流域以及南方山区的开发，拓展了“中国”的疆域和文化；到唐朝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和南北经济文化重心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形成与扩张逐步显现出来；接着又从元朝的大一统，论述了中国的整合与控制；而明朝的版图缩小，阐述了明朝对西南的“内部殖民主义”；元明的行政区划，从人口与移民，从族群、疆域、南北、经济等方面，讲述了中国多元化；清朝疆域的扩张，把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斯林和其他非汉民族，整合成一个新形态、超越性的政体，形成了现代中国的模型。四位学者认为，这时，中国士人开始接受此重新定义的中国，并认同其为自己的祖国。如果将中国比作一个巨人的话。四位作者抓住了“中国”这一概念，从中国领土的扩张与缩减，文化上的边缘、异域、他者被逐渐纳入文化上的中国（文明之国）两个维度，剖析了“中国”的复杂面貌及其形成、变化与发展，尤其是异族统治“中国”的情形，比如元朝与清朝，以及它们如何进入正统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国”历史的正统叙述。“中国地理的定义与再定义”，就是这套书试图呈现给读者的一个主轴。

　　长久以来，对于中国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占据了史学研究者的研究中心。然而，近些年，随着历史哲学对于历史本质和历史书写的探讨的不断深入，中国史的研究领域内，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尤其是21世纪“全球史”的流行使得中国历史学研究的空间越来越大。中国学界常常引用梁启超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这种自我认识三阶段的说法，试图证明我们一样接受全球史，但是我们的历史书，依然是“中国”是“中国”，“世界”是“世界”。我们的“中心”思想，根深蒂固。《哈佛中国史》这套书虽然是中国历史，却特别注意“周边”，如讲述元明，就特意设立一章讨论南海，“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明朝在世界中的故事”。动态地讲述中国历史，而非孤立地讲，故生动有趣。

　　中国国内学者生活在中国，研究中国的有力条件包括娴熟的母语能力、相似的生活经验。当然，这些有力条件某些时候会形成认知盲区，使“当局者迷”，不易看清屋外风景。而海外中国研究的学者，他们的存在，则为中国本土学者和读者认识中国，提供了第三只眼睛。

西方的学者多擅长理论模型的建构，以此来解释具体的现象，比如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陆威仪的“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理论，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主张，黄宗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说，彭慕兰的“大分流”等等。当然，他们建构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有限解释力的难题，总是存在着例外。但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确实是耳目一新。《哈佛中国史》系列继承了先前剑桥中国史系列写作的某些遗产，比如多人分工的书写传统，各自结合个人专业所学，呈现出最精彩的论述，而非勉为其难地涉猎自己不很熟悉的领域，避免了某些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争议，不空泛地给出个人看法，而是论从史出，言之有据，《哈佛中国史》丛书专为普通读者而作，语言生动活泼，文风简明精悍，结构精致合理，极富故事性和启发性，是一套给大众读者的权威、简洁、清晰、独特的全新中国通史。

　　《哈佛中国史》丛书出版后获得很多赞誉，被称为“多卷本中国史的黄金标准”，堪称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典范之作，已被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数十所世界知名大学指定为中国史课程教材。不妨一读。